沈逸：核武器关系“安全”还是“面子”？

　　>>聚焦胡锦涛主席美国之行 本网系列评论之二

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博士

沈逸

　　【新民网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庆60周年之际出访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表述中国对核不扩散问题的看法。

　　当今世界对核武器的三种看法

　　目前有关不扩散问题的诸多意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由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南非和瑞典组成的“新议程联盟”代表了相当数量既不拥有核武器、也没有兴趣谋求核武器的国家，以普遍和平与主权国家平等为后盾，把“全面彻底消除核武器”作为目标，要求有核武器的国家“明确全面核裁军的时间表”；由五大核武器国家组成的一方，虽然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总体来看，基本主张还是对核武库进行适度的“管理”与“控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适度的裁减（如美俄之间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坚决维持对于核裁军的主控权，同时对“核扩散”各种可能保持高度敏感；第三方以朝鲜、伊朗、印度等为代表，他们用各种巧妙措辞的语言，以“国家主权”与“和平利用核能”为主要切入点，试图利用和放大现有核不扩散体制的某些缺陷，最大限度的谋取自身的利益。

　　这三类主张关注的焦点，大体上可以看作是“面子”和“安全”之争：究竟是为了维护特定政治党派、团体的政治利益去讨论“扩散”抑或“不扩散”，还是为了国际体系的战略稳定，跳脱简单而抽象的道德批判，认真讨论“实质性维护安全”的问题。

　　国家为何要发展核武器？

　　对于中国来说，应对核扩散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实质性利益，关系到中国与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简单的依据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应该对现实政治和国家战略利益做出细致且深入的考虑。其中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国家为何需要核武器？究竟是了现实的安全需要，还是为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扩展自己的实力，又或者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国内政治需要？以及这些需求是否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就具体的实践来看，必须要承认的是，冷战前后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国倾全国之力造出“争气弹”的客观背景，是屡次遭遇到美苏两国赤裸裸的“核威胁”，这已经得到了多方外交档案的确凿证明，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即使得中国能够持续生存下去而发展核武器，无可厚非。美国在二战时期启动曼哈顿工程，首要的目的在于“抢时间”，要抢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核武器，原苏联、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计划也是在战云密布，两强对峙的冷战时期完成的。考虑到其决策的背景，如同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已经确认的那样，五大国所掌握的核武器具有客观的合理性。

　　对比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威胁的冷战时期，冷战结束之后毫不掩饰或者羞羞答答谋求核武器的国家，从印度、巴基斯坦到朝鲜、伊朗，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动机：“面子”，即核武器所可能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而非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威胁，构成了支撑冷战后核扩散活动的主要动力。印度获取核武器的动力，更多的是因为“以核武器来证明印度的大国地位”；巴基斯坦获取核武器的举动则完全是因为“宿敌”行为的应激性反应；在群众集会上大谈核能力与伊朗大国地位，在IAEA面前则转而讨论“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伊朗内贾德政府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伊朗的国家安全，还不如说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回避其执政时期通胀和失业“双高”的窘境，毕竟在口头上隐隐约约的展示伊朗的“核能力”可能远远比平抑超过两位数的通胀率和失业率更加简单。

　　中国必须从大局考虑核不扩散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试图要展现真正意义上“国际责任”的“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撇开狭隘而短期的政治利益考量，真正从国际体系安全与稳定的高度，去思考关系重大的不扩散问题。

　　从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开始，如何认识威力惊人的核武器对世界的作用，如何将被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魔鬼控制在人类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就成为了国际安全理论研究者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以及热衷人类生存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围绕核扩散及其防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难用一个“是”与“不是”，“好”与“不好”的标准做出简单的区分。撇开某些令人纠结的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彻底消除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与知识，任何有关不扩散以及要求“全面彻底消除所有核武器”的主张都必须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性问题：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否“一定”比一个“有核武器”的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稳定？历史的讽刺在于，纵观人类历史，至少就大国之间关系而言，在没有核武器的年代，大国之间爆发了如两次世界大战这样惨烈的冲突；但当核武器来到人间之后，即使紧张如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时期，领导人仍然保持了高度的克制，核武器所具有的大规模杀伤性能力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大国之间维持相对和平的重要理由。而这种由核武器构成的战略均衡，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真正结束。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这种具有大规模杀伤能力的特殊武器，中国才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来维护国家安全，才能在中国和超级大国的常规武器力量对比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仍然以相对压缩国防开支的方法，来启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进程。

　　站在“新议程联盟”的角度，“我没有，那就大家都没有”的逻辑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客观上大国对国际体系确实承担着某些“特殊责任”。就今天的世界而言，拥有核武库的大国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而可以预期的行为模式，对核武器的有效控制与稳步裁减在美俄之间已经成为现实。客观的说，尽管这种谈判或许旷日持久，但不仅仅是大国，整个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可能因此持续享受来之不易的安全。

　　在抛开大国之间战略稳定前提下，依据廉价而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大谈“全面彻底削减所有核武器”，其实质并非“负责任”或者是“政治勇气”，而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对于中国来说，带给世界的，应该是能够促进全球体系长期持续稳定的战略创新，而非简单的迎合某些特定主张。无论如何，“安全”总比“面子”重要得多。

        作者简介：沈逸，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信息技术、传媒与外交；国际安全与大国关系；曾赴香港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中心，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院校交流；2008-2009年以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骨干培训项目获公派赴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研究项目进行博士后访学。

新民网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阅读：胡锦涛主席美国之行 本网系列评论之一

　　储昭根：寻找责任和减排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