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 郜元宝：我的第一所小学

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去年荣获鲁迅文学奖，他的“第一所小学”，如一阵春风，使我们想起远去的童年与永恒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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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未满六周岁的我就跟着四姐上小学了。

这自然并非因为父母看我特别聪明，觉得应该像如今的神童神兽们那样，应该尽早开发智力，否则白白浪费一块好材料，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我敢说，当时任何一位农村家长都不会有此非分之想。小孩不管是否可造之才，将来当农民修地球是无疑的。上小学乃至中学，意义都不大。顶多识几个字，会打算盘，将来“找关系”，兴许能给生产队做会计、仓库保管员、驾驶手扶拖拉机，或者去大队或公社的砖窑厂给烧窑的师傅当下手。

之所以叫我上学，不图别的，主要是“管管水”，免得大人们披星戴月，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干活，半大小孩“犯猴”（顽皮），不慎溺死在门前屋后的大小水塘。这种悲剧每年都会发生好几起，很不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良性增长，也有违歌里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我是个——公社的——饲呀么饲养员哦呵哟”那种昂扬幸福的旋律。

总之，生产队既然办起了初级小学（一至二年级），只要老师点头，差不多年龄的小孩都可以报名上学，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但我的很早上小学，还有另一层原因：大我四岁的四姐迟迟不肯下地干活，要求“念几年书”。父母就给她一个条件：“念书”可以，必须领着我去学校。严格地说，四姐才是小学一年级正式学生，我只不过是“跟屁虫”，带有“旁听”“编外”的性质。

初级小学就设在本自然村的陈老师家。那时还没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正常每家每户都子女众多，但农村人口基数仍然很低，一个自然村也就稀稀拉拉十来户人家，村与村之间往往间隔着大片空地。下雨落雪，大家都关起门来猫在家里，村头地尾，顿时人踪寂灭，天荒地老。说来惭愧，直到四五岁，我都没敢跑遍整个村子。上小学前某个下午，独自去嫁在本村的二姐家玩，也就相隔五六户人家，回来时居然迷路了，哭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上小学，一开始必须由四姐领着。

陈老师是村东头第一家，距离更远。跟着四姐上学第一天，差不多就有出门远行的感觉。

陈老师丈夫是退伍军人，军阶不高，供职于“县上”农资公司“吃公粮”，很少回家。在乡下人眼里，他就是活神仙了。不知何故，回乡劳动改造两年。但他身材高挑挺拔，大背头梳得一丝不苟，衣着考究，国字脸，剑眉倒竖，鼻直口方，嗓音洪亮，天生一副“国家干部”的坯子，谁敢“改造”他？陈老师本人属代课教师，子女都是农村户口（小儿子“史解放”跟我同班），但她家生活条件绝对好过左邻右舍。土改照顾军烈属，又分到砖墙瓦顶的大房子，全村独一份，有个带窗户的小间连着堂屋，平时基本空关。

这就成了我们自然村的第一所初级小学。

幼年患过小儿麻痹症的陈老师腿脚不灵，刚又怀上第N胎，“三不知”偏头痛，需卧床休息，或者头上扎根头巾。在自己家里教书，而且一二年级混合班就放在一间教室里，这对她和学生可谓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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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老师天性喜静，小学生们总是闹哄哄。矛盾很难解决。有时陈老师不舒服了，回卧室躺一会，就布置我们自己读书——

“保持安静，不许吵闹！”

安静不了多久，小小教室就开始“浮塘”（养鸭术语，形容鸭群上岸，争先恐后，一片喧闹）。陈老师少不了又要扎着头巾，披着外套，气愤愤冲进来，手拿一根充当教鞭的细竹枝猛烈敲击教室的木门。这就又恢复了片刻宁静。

说是小学，学生只有十来个，教员仅陈老师一人，包揽语文、算术、体育三门功课。她当然不会教我们任何体育项目，只是每天上下午放大家在她家门前的空地上随便玩。全村没有一块手表，陈老师却有一座三只脚的闹钟，可以拎在手上。体育课玩多久，由她“看时间”决定。碰到下雨天，就在教室和堂屋里玩（吾乡方言叫“lie”）。

“lie”对应哪个汉字？请教过几位“吴方言”专家，回答都不得要领。

我老家安徽省铜陵县和平乡（现与另外几个乡合并为“西联乡”）紧靠长江南岸，有一大一小两片“圩区”，居民说话算不算“吴方言”？从历朝历代复杂的移民史来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就拿基本人称代词单数来说吧，“我”的发音介乎“爱”“牙”之间（靠舌根与后颚摩擦，只能用汉语拼音勉强标记为ai），“你”发ng音，都有些吴方言特点。但“他她它”一律发hei音（与英语“he”完全相同），据说只有山西某处才这样说，跟“吴方言”相差十万八千里。查黄山书社1993年版《铜陵县志》，东晋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大批山西流民为逃避北方战乱，进入铜陵县境内。这是本地历史上1950年之前最大的一次移民潮，“hei”音或许来源于山西？我问过山西的朋友Y君，一贯严谨的Y君大摇其头，说山西各地方言千差万别，“难说，难说，实在难说！”

方言问题太复杂，姑且按下不表。且说有一次，陈老师出门办事，要我们熟读刚教过的几篇课文。但史解放一时兴起，带着同学们穿过堂屋，参观他家内室。

村里其他人家都是土墙，草顶，一拖三间，中间堂屋，左右两间卧室，屋前屋后随便加个小间，就是厨房。有些人家干脆就在堂屋烧饭。相比之下，陈老师家实在太大了！光卧房兼储藏室就好几间，另有不少曲里拐弯的过道。有些过道还装着十分稀罕的玻璃窗。曲径通幽，光影交错，很适合捉迷藏。

几个胆大的还搬来梯子，爬上徽式木结构平房用隔板架出来的“二楼”。据说必须猫着腰匍匐前进，否则会碰到屋顶。从神秘的“二楼”爬出来，他们一个个满身灰扑扑，很难掸干净。我庆幸自己是乖孩子，身上干干净净，但看那几个“神头鬼脸”到处乱窜，又很羡慕。

正玩得不亦乐乎，陈老师包着头巾回家了。一声顿喝，十几位“不乖”的同学陆续钻出角角落落，回到做教室的那个小间，装模作样地朗读起来——

“我爱北京天安门！”

“红太阳光芒万丈！”

“学习雷锋好榜样！”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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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史解放事后受到怎样的惩戒，只记得陈老师当场罚我们大家挨个站到黑板前，背诵她出门前布置“熟读”的几篇课文。本来只要求熟读，临时改“背诵”（连“背诵”也是新词），结果可想而知，绝大多数同学都“背”不全，包括年龄最大的四姐。

但陈老师并没有为难我和四姐。“背”得差不多，就放回家去了。陈老师做过我父亲的学生，一向比较照顾我们姐弟二人。

这就需要简单说说我父亲的情况了。

父亲于1950年代初“高小”毕业，当了“国家（公办）教师”，方圆十几里（半个公社）都有他的学生。1958年前后，因为家里人口多，教师收入换不到足够的“工分”来“分口粮”，又害怕被频繁的运动所波及，就从学校“退职回家”（说好了可以随时返回教学岗位），农闲时做泥瓦匠，农忙则下田地干活。

但我们那儿几乎没有农闲。临江“小圩”是旱地，适合种植棉花、玉米、小麦、芝麻、黄豆、花生、红薯等多种经济作物。有些低洼处还被勤劳的“社员”们改造成水田。为防止长江决堤而修建的“大圩埂”以内则全是水田。除少量“自留地”给“社员”们种菜，其余一律种双季稻。因此，吾乡农民一年四季都很忙碌，就算寒冬腊月，也经常被集体动员起来“兴修农田水利”，特别是坚持十几年在冬季开挖整治与东边另一个公社相邻的“顺安河”。文弱书生的父亲就这样被改造成了标准的农民，既赢得村民们的敬重，也收获不少怜悯和叹息。到七十年代末，我读五年级下学期了，父亲才以“民办教师”身份重执教鞭。无奈因年龄和其他种种“困难条件”，最终也未能“转正”。

父亲那一代“民办教师”的命运，基本都写在刘醒龙小说《凤凰琴》里了，不必赘述。单说陈老师那天大动肝火，四姐和我靠着父亲这层关系才躲过一劫。另外十几位同学最后是否“背”出来，不得而知，反正都在晚饭之后才回家。回家也不许吃饭，还要继续接受父母们的训斥。有几位第二天到学校，脸上明显带着受过皮肉之苦的痕迹。

陈老师这么一“立威”，大家都开始怕她了。但四姐不久退学，并非因为怕陈老师。家里太缺少劳动力（严格地说太缺乏只能靠劳动力才能挣来的“工分”和“口粮”），她必须中途辍学，下地干活了。

我们一家八口，除年迈的祖母、母亲、我、小妹，每天下地干活的有四个（父亲、两个很早就做了“壮劳力”的哥哥以及后来加入的四姐），“劳力”数量居全村之冠。母亲操持家务，逢到“开河”“抗洪”“抗旱”“双抢”，也必须下田地干重活。但一年下来，“工分”仍然不能换来足够的“口粮”。虽然模模糊糊知道个人和集体均须上缴数量可观的“公粮”，但每年青黄不接，我还是无师自通地得出结论：都是因为家里“劳力”太少，我也应该早日成为“劳力”，这样就不会饿肚子了。

或许因为我一向身体较弱，或许因为我家“劳力”并不少，甚至已经抢了别人家的“工分”，所以直到上初中之后，生产队才允许我在寒暑假参加集体劳动，拿“壮劳力”四分之一的“工分”。尽管我偶尔也逃学，但始终未曾脱离学校，是全家一直“念书”的人，难免要被视为“吃干饭的”，尤其在陆续离开学校而成为“劳力”或“壮劳力”的昔日同学们眼里，几乎就属于可鄙的异类了。

四姐退学，我落了单，不仅必须独自扛着平时由四姐扛的板凳上学（陈老师家坐凳不够），还必须接过四姐打了无数补丁的一只花布书包，每天斜挎在肩，既吃力，又害臊。

更有甚者，不知道是大人疏忽，还是实在穷得缺针少线，我和邻居“学庆你”在小学三年级从陈老师家转到大队“完小”之前，一直穿开裆裤（冬天也是开裆的棉裤），经常被同学们当作笑料。往返学校的路上，还有不怀好意的大人将开裆裤掀起来，笑嘻嘻地拿手拨弄。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于是坚决要求退学，却又不好意思说出理由。就这样委委屈屈，勉勉强强，“别别脓脓”（老大不情愿），总算在陈老师家读完了最初两年的小学。

这个阶段学到了什么？完全记不起来了。最鲜明恒久的印象，只有在陈老师家门前“上体育课”（“瞎lie”），史解放带我们参观他们家内室，以及陈老师的严厉，她的包头巾，她的动辄敲击门板的竹枝教鞭，还有那些谁也不能令她满意的“背诵”。（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