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涵：先生们

那些真正的先生们说学问，都不“高耸”。

刘先生是大学一年级时给我们讲古典文学的。如同我们很久没有在教室里端坐过，他应该也很久没有站在讲台上了。早过了退休年纪，眼睛里已是老人般光晕，可是课讲得好啊！

一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个大大的教室里，他讲《左传》《战国策》，窗外是盛开的栀子花。

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大学生，听着一个老先生讲这些很久前的文学和历史，并没有什么比较，可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课！他是一个大学先生！

他没有讲义，手上不拿书，不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全听得懂。全喜欢听。全记得住。喜欢记笔记的同学都记啊记，心里是活蹦蹦的开心、明亮、充满专业希望，还有栀子花的香味。

刘先生喜欢这些久远故事中的谁，不喜欢谁，都直接说出，个性得很，也天真、幽默，眼中的老年光晕闪出一下的是孩子的笑。

每次下课，由东部校园往西部校园走，刚才的课堂都被我们端在一路的话里，一直端进寝室和餐厅。

刘先生以前在别的大学当过老师，也当过我们大学的系主任，但他后来是以讲师退休。学校一直劝他申请一下当教授，他摇摇手，不当了，不当了。

他穿布鞋，大步走路，身子笔挺，不东张西望。

后来的校园里不再有“不当了”“不当了”这样的精神和人了，刘先生的故事是一个结束。

张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名气很大，威望很大。站在他树下的人不少。他当系主任，待人都客客气气，绿荫般温和，给人提建议也是客客气气。

我那时多年轻，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论文答辩结束。经过二楼系里的走廊，他客客气气喊我，然后建议说，以后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应该肯定一些，不要出现“可能的”字眼。

我竟然年轻嘴快，立即不同意，说，研究怎么可能都是肯定的，不是还有哥德巴赫猜想吗？

张先生说：“我只是建议，供你参考。”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的怒。

他身后正好跟着几个他的学生，也都是老师，每一个的资格都在我之上。集体都愣了，四射的惊讶。

离开走廊后，有两个分别找到我说，你怎么这样对张先生说话？

我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同意啊！”

过了两天我有些后悔了，也有些担心。

就问到了张先生家里的电话，犹豫着还是在晚上拨通了他的电话，我说，张先生，对不起啊，我没礼貌，不懂事，顶撞了你，你别生我的气，你千万别生气啊！

张先生笑嘻嘻地说，不会的，不会的，学术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你不要有顾虑……后来，每次见到张先生，打招呼时心情里都会有亲近的美好，他的学术弟子多，我是语言学专业之外的，但真正的先生，树荫都是一个大的蓬盖，我后来对人提起张先生，都是说“我们的张先生”，我会对人说起自己的年轻嘴硬少修养，说起打完电话后坐在灯下松弛的发呆，这不是一件大事，但我把它当成一件不小的事来说，因为一件事情在我心里撑开得有多大就有多大，我还会对人说张先生喜欢喝的五加皮，我也专门买了喝过，它的颜色像玛瑙一样……

何先生一直研究中学语文，是语文教学的真名家，住在校园的音乐新村里，我刚毕业时被分配了一间小小的宿舍房，在他家那幢小楼的对面，隔着一片空地，长着几棵树，站在窗口看得见他的进进出出，翩翩风度，像一个会走动的知识，像特别标准的语文。他独自走在路上也是有笑容的，没有人迎面走来，他却是彬彬有礼地走去，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像是他的世界形象。

他被称为大学里最像教授的教授，是教授的经典模样。

有一个学期，我被安排在他的教研室参加政治学习，坐在旁边听大家说话，沐浴何先生的世界形象，我在写作里几乎不使用“沐浴”这样的词，嫌弃用得太多了，可是现在只想用它，因为那的确是标标准准的沐浴，整个身心笔直端坐，眼前耳边尽是何先生的温良韵味。

在校园里看见他很知识很语文地走来，我都会站立原地等着，不愿意错过了喊他一声，问候一下，他更是笑嘻嘻地迎着我，也喊我一声，他的上海口音和语气，很像上海菜里的这一小碟，那一小盘，他说话从不用大碟子的，永远不会铺满，像一篇篇编制得最细致、简明的课文，供人学习母语的基础和韵律，我偶尔问他一点语文上的事，他也都是最语文地告诉我，彬彬有礼一小碟，但是足够了。

徐先生一直研究文艺学，是个谦谦知识人，温和得很，神情和语气里都含了笑，话语里多有上海话的“是吗”，说到文艺学上的话题，他每一句话都好听得明白，明白得好听，那时，文艺学里已经流行比欧美更欧美，前现代还没有拎起脚后跟，后现代的脚尖已经伸进来，顶得前现代要赤脚逃开，我问起他，他说，哈哈，是这样的，读读书就知道了。我那时也年轻，也学了用脚尖拱一下脚跟，但是后来懂得点徐先生的哈哈，就也哈哈着不想拱了。徐先生那样的书人，西方和中国的理论学得兼备，他曾经跟着上海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编了多年的权威教材，虽是有“时代性”，但是功夫扎实，自在严谨逻辑中。后来那位文艺理论家的儿子也进了大学，比我低两届，如我弟弟般和我来往，我领着他去见徐先生，换着公共汽车到了徐先生家，我指着问徐先生，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说出了理论家的名字，徐先生吃惊得眼圈红了，理论家已经去世十几年，徐先生喊着他儿子的名字：“新跃啊！”

新跃和我一起编着系里的学生刊物《文友》，徐先生当顾问，学生写的文学总是会热情不少，幼稚也不少，徐先生总是说，不错的，不错的，学文学的，写写文学，文学会学得更加有感觉的。

新跃也爱好写。

徐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红学家，我当知青时就总读到他的《红楼梦》文章，熟悉他的名字，但是这时他已经很少说《红楼梦》，他遇过磨难，正是在一个不恰当的年代写了《红楼梦》文章，以他的口才，温温稳稳的语气、节奏，足够的文艺理论修养，讲起来必然非常好听。

徐先生说理论，还有那些真正的先生们说学问，都不“高耸”。

新跃后来每次从美国回来都去看徐先生。

先生们都还在的，在我的文字间。（梅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