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初一上大学的我

又快高考了，又有年轻朋友向我这个高等教育工作者讨教如何准备高考，甚至问如何才能考上我任教的中国海洋大学。可问题首先是，我恐怕并不具有为此出谋划策的资格。这不是美丽的谦虚，而是出于千真万确而又听起来可能千奇百怪的理由：上大学之前我只读到初一，等于小学上大学。

我没记错，的确初一没念完就遇上了“文革”，“上山下乡”了。放下课本，扔开书包，拿起锄头，抡起镐头，风里雨里，冰天雪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过生产大队（村）的团总支书记，当过民兵连长。几年后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学还是要办的”，于是一张入学申请表忽地一下子摆在我的面前，申请表也有“专业志愿”一栏。你猜我填的什么？我敢打赌，我不说谁都猜不出。提示一下，我填的是七个字，想一想什么专业能有七个字？不卖关子了，我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不知何故——现在也不知其故，永远的谜——党安排我学了日语！说真心话，我自小喜欢文学，想填“中文”来着。作为相关职业，脑海里曾偶尔浮现作家、诗人、记者等字眼。一句话，反正不管填什么志愿，都不可能填日语。

不怕你见笑，学日语之前我压根儿不晓得天底下有日本语（にほんご）这个语种，而以为日本人就像看过好几遍的老抗战片《地道战》《地雷战》和《铁道游击队》里的猪头小队长等鬼子兵一样讲半生不熟的汉语，张口“你的死啦死啦的”，闭口“你的八路的干活？”其实别说日语，英语也没学过。乡村小学，乡村中学，又只念到初一，压根儿没学过外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小说，比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倒是看过几本，但几乎没有意识到那是由外语翻译过来的。换个说法，我的少年时代以至上大学之前是在完全没有外语意识和翻译意识的情况下度过的。然而我日后成了翻译家，并且成了据说是相当有两下子的翻译家。

不用说，这始于我的志愿，始于我在入学申请表志愿一栏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而党英明地安排我学了外语、日语。设若由于我来自使用牛马拉车耕田的农村而顺理成章地安排学兽医（彼时长春有兽医大学），那么在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的今天，我哪怕有死马医成活马的高明医术也必定失业了，顶好开个宠物诊疗所给波斯猫哈巴狗或米老鼠唐老鸭做绝育手术去了；而若安排我学数学，那么只学到一元二次方程的我，哪怕不吃不睡也成不了第二个陈景润；如果如愿以偿地安排我学中文，那么天生不具备写小说天分的我，像同代人莫言那样跑去斯德哥尔摩租一身燕尾服捧过诺贝尔文学奖也基本是痴心妄想。可你说巧不巧，党恰巧安排我学了日语，使得我后来成了文学翻译家，纵然不如莫言兄一时风光无两，也顾盼自雄了好一阵子。

既然说到这里了，那么索性就让我把话说完好了。因为只念到初一，刚学完一元二次方程就从事修理地球工程了，所以“高考”时数理化几乎交白卷。入学后不久，我意外发现原来高考时巡场的大个子老师就是系里的党总支书记，于是去农村“学农”在田间大柳树下休息时，我问他：“怎么把我招进来了呢？”书记呵呵笑道：“这个时候了，实话实说吧！巡场发现你字写得好，就记住你的名字了，判卷时又发现你作文写得不错。面试时又发现你五官还算端正——要知道，学外语是要当外交官的，你的脸就是国家的脸，你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听得我肃然起敬又暗自庆幸：假如我的字写得不好，假如爹娘把我生得稍微眼斜嘴歪或脑门儿多出一只眼睛，又假如写得好的字和生得端正的五官没能入书记的法眼，那么，怕也没有日后的我、今天的我！

时过境迁。今天跟要高考的同学说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但启示性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能性。同时也会给大家一个鼓励：初一上大学的我都能到今天这个地步，何况高中考大学的你们呢！（林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