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风里雨里荡里行

孙兴龙越来越黑了。

7月，炎炎暑日中夹杂着阵阵骤雨。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地处黄浦江零公里处，坐拥“浦江之首”美景。加之村里新建的“荡里·有米”社区，有农场、马场、露营地、直升机，吸引大小游客一批接一批到访。

孙兴龙每天在村里跑来跑去，一会儿充当导游，一会儿又拿着图纸勘查项目进度。有米社区，就是他所在的乡村振兴团队打造运营的。下个月，他们将在村里启动一个新项目：“FAN乡社区”。FAN意味着“繁”荣，意味着“返”回，也有“粉丝”的意思。

他们是乡村的“粉丝”。1993年出生的孙兴龙，来自江苏，其实已是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了。更多小伙伴是95后。1996年出生的蒋晓阳，来自浙江，改造设计了一栋栋农宅；1997年出生的张一夫，来自云南，在村里一年走废了6双鞋；1999年出生的郑虹微，来自江西，惊奇地看到了摩登都市的另一面……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上海乡村，扎了个深深的猛子。

一、进村“上班”

从人民广场到“浦江之首”，驾车约55公里。源自苏浙的斜塘江、圆泄泾在此汇流，经横潦泾蜿蜒东去，黄浦江于是一泻百余公里。三江交汇之地，形成一片三角形地带，就是东夏村所在地。

孙兴龙是2021年来村里的。当时，他还租住在浦东迪士尼附近。整整大半年时间，他需要每天横跨上海——从家出发，乘车到轨交11号线秀沿路站上车，在市区换乘9号线到松江南站，再打车到东夏村——来回通勤时间长达5小时。

谈不上什么归隐田园的情怀，孙兴龙与乡村结缘，最初是为了“上班”。2021年，石湖荡镇与国盛集团旗下思尔腾集团合资成立乡村振兴区域运营平台：上海思尔腾茸城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团队首批五名成员齐刷刷都是90后，孙兴龙就是其中之一。

担任公司副总的张一夫很年轻，1997年出生，比孙兴龙更早入职。他曾以高考数学满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拒绝了外资银行、私募基金等的“橄榄枝”，张一夫选择留在乡村。“因为做乡村振兴项目，你必须懂金融、懂投资、懂建设、懂市场、懂规划，能够获得全方位的锤炼。”

曲折的“极限通勤”，没有让年轻人打退堂鼓。当时，“浦江之首”3A级景区急需餐饮配套，提升接待能力。他们筹建的第一个项目，名叫“有米餐厅”。租下农宅、设计改造、装修运营，留给项目团队的时间只有2个月。

“怎么可能完成？”设计师蒋晓阳不敢置信，但干着干着却发现，“原来极限是可以突破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原本负责招商运营的孙兴龙学着了解工程，甚至顺着钢结构爬上爬下，“每天都在工地上，就盯建设进度”。

孙兴龙还记得，那年12月19日，有米餐厅内部装修基本完成，只等安装落地玻璃了。不知什么原因，原定当天送达的玻璃迟迟没来，整个团队都留了下来，这一等，就等到了深夜。终于，在沉沉夜幕下，翘首等待的年轻人们看到，有两束车灯拐过弯来，远远照亮了乡野小路。大家兴奋地一拥而上，甚至等不及工人上前，就七手八脚地将玻璃搬了下来。

等到玻璃安装完毕，已经是次日凌晨了。年轻人们打着手电，比着剪刀手，满脸喜悦地合影留念。直到现在，这张照片还挂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一进门，就能被那股纯粹的热情感染。

二、走过尴尬
      尽管团队很给力，但初到东夏村时，孙兴龙还是有一种感觉：“有隔阂，融不进去。”就好像是插班生，突然来到一所陌生学校，有些无所适从。尤其他们还要做乡村振兴项目，在别人住了一辈子的村子里“干大事”，发展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显然不能关起门来只忙自己的。
      于是，2021年初夏，在村里的网红景点绿皮小火车里，“插班生”们正儿八经地做了第一次 “自我介绍”。

“我们做了一场村民融合活动。刚开始谁也不认识，只能通过村委会来邀请。”孙兴龙希望活动气氛活跃轻松一些。他和小伙伴们准备了各种零食和小礼物，还特意写了主持稿。没想到村民们到场后，在台下正襟危坐、整整齐齐，就像开大会一样。村民说的土话，年轻人听不懂，全靠用表情比画、连蒙带猜。

像这样大眼瞪小眼的尴尬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破冰”以后，不同主题的村民融合活动每月都会举办，村民们渐渐了解，这些陌生面孔从哪儿来、来做什么。“新村民”与“老村民”的一幅幅合影，被制作成海报，挂在有米餐厅大堂里，每个访客都能瞧见。
      思尔腾公司所在的农宅装修好后，不少团队成员干脆直接住进了村里。村民陶阿姨被聘为办公区域的保洁，但他们之间的相处，绝非单纯的雇佣关系。“这些小孩子不娇气，对我们也很客气。我帮他们打扫卫生，他们总是说：阿姨少做点呀，别累坏了；阿姨衣服多穿点，不要生病了。”陶阿姨把他们当成自家孩子，不时送菜送饭 “开小灶”，这让团队一度想做一个小品牌：“陶阿姨的菜”。因为蔬菜产量有限，这个创意最终未能实现，但新老村民的情谊，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之中，日益丰厚起来。

蒋晓阳在村里住得最久，他和隔壁一对老年夫妇相处得很好。自行车没气了，借打气筒一用；要洗车，接水龙头冲一冲；阿伯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抽烟，宠物狗见到他直摇尾巴……“晚上加班时，他们也会过来看看。”蒋晓阳觉得，这一切都充满人情味，“更重要的是，我们被认同了”。

年轻人对东夏村萌生了“上班”之外的热情。

这个季节，自留地里绿意葱茏，番茄爬满藤架，玉米长得老高，西瓜圆滚滚地伏在地上。江边的大片涵养林，为盛夏带来丝丝凉意。偶尔闲暇时，就去散散步，看夕阳缓缓落下，橘粉色晚霞在水面荡出绮丽的涟漪。村民自家种的毛桃梨子都熟了，给他们送过来，老远就可以听到亲热的土话——“饭吃了吗？”
       三、荡里“有米”

“饭吃了吗”，是中国人常见的问候语；而“吃饭”这件事，在有米社区，又有特别的意义。
      松江产好米。有米餐厅边上的稻田里，几个白白胖胖的“大米宝宝”吉祥物站成一排，憨态可掬地冲大家招手。不远处升起袅袅炊烟，用土灶焖出的“米阿婆菜饭”出锅了。咸肉鲜香、青菜清甜，软糯的松江大米拌上些酱油，再混合着略带焦香的锅巴……有米餐厅聘请本地阿婆，每天就做两锅菜饭，供不应求，要吃上还要凭运气。

“有米社区的建设初衷，就是为了让游客在田间地头‘好好吃一顿饭’，再一览稻田风光，体验乡村之美。”孙兴龙说，在有米社区，你可以看到“米”的各种花样。

80后村民陈健返乡创业，大米汽水、米露、米酒等一系列产品由此诞生。85后村民郁洁琼，原本是市区白领，同样回到了村里。她经营的田心米茶铺，主打大米烘焙的甜品、米奶茶，每月可以有2万多元的营收。“我从小在乡村长大，如今在自己家门口创业，更有一种回归的亲近感。”郁洁琼说，自己有烘焙的爱好，有米社区又恰好需要这样的业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日渐丰富的农旅业态，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关注这片乡村。深耕户外运动领域的Jason，负责营地的运营。旱地拔河、水上划艇、箭道马术、篝火晚会、烧烤盛宴，甚至乘坐直升机俯瞰“浦江之首”……营地每天实际接待量可达400人。隔壁村的张晔看到东夏村的变化，将自家公司从城区搬到村里，开设了“九墨·一叙”茶社，冬天做围炉煮茶，夏天做清凉饮品。“我们希望东夏村的人们，可以时不时到茶室来相聚、聊天，做成沙龙或社交中心。”在他的设想里，还会有“二叙”“三叙”等多种不同业态。“茶室后面，我们的乡村牛排馆就要营业了。”

“乡村振兴需要长久的运营。”在张一夫看来，在政府搭台、国企引领之后，最后一定需要社会资本唱戏。“怎样更好地撬动社会资本，让他们敢于在乡村投资？我们探索了一个‘小基金’模式，以单个项目引领，寻找专项合伙企业。在前期就考核社会资本方的运营能力，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以便项目具有持久生命力。”

石湖荡镇党委书记翁雷均对这些年轻人的评价是：有朝气、有思考、有激情，团队合力强。2022年，这条“荡里浦江，有米有你”旅游线路，成功入选“乡村是座博物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渐旺的人气，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赚取薪金之外，还能获得转让农宅的租金、集体资产入股分红的股金、创客入驻产业社区的税金以及社区发放的公益金等。

有意思的是，在网络用语里，“有米”恰恰是有钱、富裕的意思。
      四、再造家园

沈家浜、夏字圩，是东夏村两个保留的自然村落。有米社区位于沈家浜。这些天，夏字圩的村民们也陆续入住新房。腾挪出的空间，思尔腾团队计划打造一个新的“FAN乡社区”，8月就将启动。

受黄浦江上游水资源保护区所限，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东夏村都没有经过大规模开发，居民也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2019年，东夏村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以居民集中居住为契机，通过原有宅基地的改造焕新，一度沉寂的空间，有了新的可能性。

有米社区的稻田边，有一个春申讲堂。它原本是一个破旧仓库，如今是公共文化空间。蒋晓阳设计了几处改造——将墙面换成玻璃面，让空间更加通透，透过玻璃即可见到水稻树林，与大自然贴合得更紧密。顶部就地取材，用细竹子编成一个“申”字模样，做成吊顶，不仅看起来美观大方，更将顶部的灯具电线等收纳起来，并起到隔热作用。

“乡村建设，更多的是老生常谈的因地制宜。但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风貌，怎么去理解因地制宜，也很因地制宜啦。”蒋晓阳说，春申讲堂的改造，更像是自然生成的结果。它保留了原有的建筑，又融入了新的特色元素。

上海的乡村，是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江南水乡、自然郊野、粉墙黛瓦，是乡村的生态肌理。“但乡村不一定非要很土。”在张一夫看来，保留乡村形态之余，还应该注入现代功能，使之拥有不亚于城市的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

来到东夏村以前，张一夫参与了奉贤区吴房村的改造运营。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上海南郊的一处“世外桃源”。“最早去吴房村时，路都没有，我一年走坏了6双鞋。到现在，我们再去吴房村，光是喝咖啡，就可以有6种选择。”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所以取名为“有米社区”“FAN乡社区”，是因为张一夫团队更多地将乡村看作一个个产业社区，适合小微企业入驻。“不是所有乡村都能做文旅，那是老天爷赏饭吃。但当这个地方没有文旅的时候，光是入驻产业社区的人，他们都要吃要住，需要生活配套。那乡村就能活下去。”
      改变是好事吗？60多岁的村民陈志荣在有米农场干农活，每月有三四千元工资，他说：“为我们家乡搞建设，当然好了！”陶阿姨也说：“环境好了，游客多了，村里也更有生气了。”更多村民希望共享发展红利，就像一位村干部说的：“房子给你们，造个家园给我们。”

坦白说，现在的东夏村，对年轻人来说可能还有些寂寞。

“外卖不方便，商圈也比较远，有点不友好。”郑虹微曾以为自己能像电视里的白领一样，出入办公楼，上下班打卡。原本住在静安的张一夫，也是一样。“刚搬到村里，不能享受城市红利，肯定有心理落差。但做乡村振兴一定要沉下心来、鞋底有泥。政府投资的是基础设施配套，而我们与东夏村签订了20年经营权，要通过长时间的运营来创造价值。”

“这是一场乡村振兴的马拉松啊。”他说。

新民晚报记者 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