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历史与私情——读杨怡芬《海上繁花》

长期以来，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流叙事中，欧美参战国家无疑是绝对的主角。东亚、东南亚国家所遭受的巨大创伤和历史悲情，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被讲述出来。而“里斯本丸”的悲剧只是诸多被埋没的历史事件之一。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香港在1941年的圣诞夜被日军攻占。困守岛内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盟军士兵被分散关押于岛内的几个集中营中，作为炫耀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利品，他们将被分批运往日本做苦役。1942年9月27日，经过改装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日本运输船“里斯本丸”从香港出发，船上载有以英籍士兵为主的1816名战俘和778名日军。10月1日，“里斯本丸”航行至浙江舟山群岛附近。由于船上没有悬挂红十字会旗帜，亦无任何其他标识提醒该船载有战俘，它遭到了美国潜艇的伏击。船被击中后的漂浮过程中，船上日军转移到赶来救援的军舰上，对战俘却不予营救，甚至封堵了舱口。10月2日船沉之际，当战俘突破封堵后，日军又开始枪击在海上逃生的战俘。与此同时，舟山的渔民们开始自发抢救落水战俘，共救起384人。这些战俘大部分于次日被日军重新捕获，只有三人在渔民的掩护下被送往战时后方。这1800余名战俘中，800余名于当日丧生海底，300余人死于运输途中和日本战俘集中营的饥饿、疾病、虐待和恶劣环境，700余人幸存至战后回其母国。时隔81年之后，舟山本土作家杨怡芬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于是便有了长篇小说《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

重新讲述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惨剧对作家来说是一种写作伦理上的考验。在细节渲染、抒情调性、议论立场、叙事节奏和侧重点等层面的失衡，或者会让历史叙述陷入猎奇的消费主义陷阱，或者沾染上狭隘而肤浅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杨怡芬决定让更多的声音加入历史重述。在叙述者“我”占据了大量史料后所铺展的相对开阔、冷峻的历史语境之中，战俘（伊恩等人）、难民（敏妮等人）、渔民（阿卷等人）、日军押送人员（荒木）等人的视角交织出复杂的故事形态。所以，《海上繁花》以历史惨剧为叙事起点，编织出一幅壮阔、斑斓的历史图卷。比如，伊恩不仅是“里斯本丸”惨剧的亲历者，其身份、经历（战前是贸易商人，战时则为守城士兵）的变化过程，其实是香港二战前后社会图景变迁的缩影。他在舟山群岛上见证了封闭世界中朴素而恒常的人性，与之相对应的是战乱世界中的罪恶与丑行；他在被秘密护送去重庆的路上，成为沦陷区、国统区种种社会状况的观察者和实录者，更是成为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纠缠、防备、合作的秘密守护者。所以，丰富而充沛的历史信息使得《海上繁花》不只是关于历史惨剧的悲悯叙述，更是关于历史、人性、政治复杂关系的深刻反思和深情回望。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楔子”部分，主要讲述的是叙述者“我”与日本女子香织的爱情故事。从形式上讲，这是一个可以独自成章的温暖而细腻的情感故事。“楔子”营造了某种安稳、平静的现实感，它插入、中断历史叙述，不仅是为了调节叙述节奏和氛围，让读者不时地从一段压抑、残酷的悲情中抽身而出从而形成某种必要的审视距离；其实更是实现了历史与私情的某种关联和对话。当香织的奶奶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丈夫曾经作为日军伤病员搭乘过“里斯本丸”时，我们便会明白：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正视，历史的幽灵其实一直盘踞在我们的日常之中。我们坦荡地谈论它，并不只是为了疗伤与和解，更是为了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即将展开的未来。可以说，杨怡芬关于“楔子”的匠心设计，又赋予了《海上繁花》一种辽阔而深沉的历史前瞻意识。（方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