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与”字背后的千言万语

张新颖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标题中的关键词本应该是“沈从文”和“二十世纪中国”，但全书偏偏从一个不起眼的连词谈起，通过对“与”字的解读，勾勒出个体与时代、个人与历史、自我与天地之间的复杂关联。

“边缘”的位置与姿态

沈从文无论在自然时间还是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当然都处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之中，但张新颖将“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并置，强调的正是两者之间的另一种特殊关系，即沈从文之于时代主流话语之外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比如书中对于沈从文所绘《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这幅画的解读：“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沈从文这样的主体姿态与位置，对应到文学作品中就是《边城》里“塔”的意象。“塔”与周遭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孤立或独立之含义；“塔的毁废”意味着其一生的文学事业遭到否定；“坍圮的塔”所包含的巨大悲哀；“重建之塔”的悲悯与希望……作者用一个“塔”字巧妙地概括了沈从文的一生。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塔”，正是全书标题中作为连词的“与”名词化之后的文学想象。

进一步来说，“边城”二字何尝不构成沈从文主体状态的另一层隐喻，早年作为城市之外的“乡下人”，作为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双重他者，后半生作为远离文学事业的物质文化研究者。“自我边缘化”构成了我们理解沈从文一生的另一个关键词。甚至正如书中所说，沈从文晚年的物质文化研究不仅之于当时的时代政治主流是边缘的，甚至面对当时的学术“专业”主流而言，它同样是边缘的，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内部浪费展览会”便是这双重边缘之下的结果。而张新颖也指出，沈从文这种“自甘边缘”的态度，也并非传统道家无为、出世或隐逸思想的继承。的确，沈从文一生都是积极“有为”的，对于他所热爱的文学或文物事业，他也从来都是全身心投入的，只是这种“有为”和“入世”更多是一种“自在自为”和“自己的世界”，是一种自我生命向度的生长与展开。

“自我”的生长和展开

能够在时代洪流的边缘处寻找到安身立命的一隅空间，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和坚韧的精神内核作为支撑，而这个内核就是从个体生命经验之中生长出来的思想。正如书中所说，“沈从文自有他的思想，只是这是他个人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与现实摩擦碰撞中产生出来的”。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这个“自我”是在他30岁写《从文自传》时就已经形成，当这样的自我一旦准备完成，就会变得格外坚韧。

当然，我们用“边缘”来确认沈从文与时代之关系时，并不意味着将沈从文置之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外，相反，沈从文处在某种更大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借用沈从文另一部小说的名字，就是《长河》，历史的长河、文化的长河、自然的长河。沈从文从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和这些传统的长河达成某种汇通，其中的桥梁就是“有情”。比如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强调要“贴着人物写”，正是因为“沈从文对他所写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是‘有情’的，他爱他们，所以才和他们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才是‘贴’”。又如沈从文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他“钟情的是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工艺器物，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作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了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与一般文物研究关注的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都融汇于这样一条无数普通人所构成的生命、历史与文化传统长河之中，并不断从中获得滋养和力量。

甚至沈从文本身也构成了一种传统，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汪曾祺、林斤澜等，以及张新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一文中所分析的余华《活着》、贾平凹《秦腔》、王安忆《天香》等，与“沈从文传统”之间存在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关联。当然，所谓“沈从文传统”与这些当代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回响”，所谓“小叩小鸣，大叩大鸣”。

最后，再次回到全书的标题，沈从文当然不是悬置于二十世纪中国之外的，相反，他是深度内嵌于二十世纪中国之中的，并且沈从文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和二十世纪中国之间既内且外、边缘独立，同时又形成一条新的传统这样一种复杂的关联。而这些关联，又都包含在一个连词“与”字之中。不妨借用张新颖老师很喜欢的沈尹默的一首诗《月夜》来形容这种关系：“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