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渗透都市的别样乡愁

继长篇小说《惊蛰》走红文坛，畅销之后，凝聚杜阳林创作心力的长篇小说《立秋》，作为文学名刊《收获》2023年岁末的压轴之作，奉献在万千读者面前。

《立秋》进一步开掘了杜阳林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乡土资源，是继《惊蛰》之后的又一部乡土长篇小说，是主人公凌云青生命突围进程更加撼魂动魄的延续。它有别于一般乡土小说的创作驱动在于：当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或热心于乡土田园的诗意开掘和牧歌吹奏，或陶醉于乡土人性之丑、人性之恶展览，或醉心于对时代公共性乡土关怀的浅层次呼应之际，杜阳林心中却涌动了与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相接续的阵阵乡愁。“乡愁”是老话题，却又具有崭新的时代内涵。没有民族与国家的现代性参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和乡愁。杜阳林清醒地意识到，横亘在今天乡村振兴之路上的深刻矛盾在于国家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强大驱动与乡土生命固守传统的静态农业文明之间的两相颉颃。而作家杜阳林和小说的主人公，已然完成了由乡入城的自我身份嬗变，但他们的血脉中却始终有着痛爱交织的乡土乡情的丝缕缠绕。因此，凌云青心中渗透的是别样乡愁。

《立秋》的乡土关怀不是立于乡土的牵挂，早已超越了同属农民身份的感同身受，而是作为告别了乡土身份、作为现代知识者立于都市的乡土回眸和沉思。主人公对乡土的情怀已经迁移于生存场境迥异的都市，或者说，乡土上的诸多时代性问题逐渐凸显于都市。正像鲁迅当年的“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生”一样，正像沈从文离开湘西而又在北京回眸湘西世界一样，杜阳林和他笔下的主人公离开观龙村而在成都深情地回望乡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都不是在乡土现场写成的，而是与自己刻骨铭心体验的乡土拉开了必要的空间距离和审美距离之后完成的。所以杜阳林带着具有时代感的浓重乡愁，在都市心系乡土、情牵乡土，更能意识到如何带给乡土振兴的努力方向。立于都市而精心营构别具幽怀的乡土大梦，这就是《立秋》带给我们的强大情感冲击和新鲜审美刺激。

杜阳林

《立秋》的乡土乡亲牵挂不是以乡土和乡亲的至美至善为参照的，而是冷眼凝视着乡土上的付出和乡土的实际回报之间的不堪深究，冷眼凝视着乡亲艰辛惨淡生存境遇中的精神人性表现。当改革开放的初潮已生却壮潮未至，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对在乡土上艰难刨食的乡亲形成了巨大的历史召唤，乡亲们或已迈步进城，或已成为谛听都市信息不安定的灵魂。那么《立秋》的主人公凌云青面临的是陆续来到成都的乡亲们的各种求助，即便面对的是当年频繁施暴，对凌云青一家造成了惨烈伤害的仇家岳红花的求助，施暴者在历史的转换中成为可怜至极的求助者。这是对凌云青最为严峻的乡情考验，也是最能冲击读者心扉的乡土求助事件。如史国柱夫妇、朱先贵夫妇不由分说的求助直至未能完全满足求助诉求的无理怨恨，对远在异地惹出斗殴之祸而险遭牢狱之灾的大哥凌云鸿的救助，而大哥却在不以为然中认为理所当然。桩桩件件来自乡土的求助，让凌云青更加痛感到乡土生命的愚顽，精神素质的低下。所以凌云青的全部努力绝非止于对乡亲们短期效应的物质帮助，而是寄希望于乡民素质的提升，以消弭进城后的乡亲们在城乡文明悬殊面前的身份屈辱与尴尬，于是他想起了当年作为记者到巴中一带采访时所了解到的中国现代教育先驱晏阳初先生所践行的乡村平民教育。

《立秋》的非同凡响还在于主人公凌云青的全部生命奋斗的内在驱动力，都是因为乡土乡情。凌云青从稳定的记者身份和稳定的家庭格局中毅然下海，不仅仅是谋取自我生存的更加优裕，而是为了给进城的乡亲们提供一个可以依赖的聚散地。他与联袂下海创业的宋桥最终的分道扬镳，不是友谊的崩溃，不是人品的悬殊，而是乡土乡情的深浅之别。他由凌阳轩到对利民饭店的兼并，再到修建餐饮学校，一切的发展壮大都不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诉求，而是因为乡情的不断延伸与拓展，乡情已经超越了故乡的地域范畴甚至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生存界限。正是因为有如此超越，《立秋》构建了杜阳林独特的乡土乡情视域，表达了足以震撼人心的别样乡愁。（何希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