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的“自取之咎”

自取之咎，这是现代知名史学家左舜生对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后半生人生及仕途所作的概括。虽然只有短短四字，却可谓诛心之论。

张荫桓，字皓峦，号樵野，1837年生人，广东南海人。《南海县志》称他为人性豪俊，有胆略，倜傥多奇气，博涉书史，能文章；少应童试不遇，年仅弱冠即弃科举，学西学。结果这一学，还真学出了名堂。张荫桓屡经保荐，官至道员。后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涉足清政府对外事务。旋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正是有了这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经历，他后来回国后，先是奉慈禧之命，与湖南巡抚邵友濂一起赴日谈判。后在戊戌变法中，又利用光绪召见的机会，向光绪介绍欧美等国富强之道，并密荐康有为，成为百日维新中，影响时局的幕后要人。但他平时不喜欢低调处事和谦逊为人，他丝毫没有察觉，此时危险这头怪兽，正蛰伏在暗处，只等伺机而出。此正所谓贤能招妒。

首先就是恃才傲物。因张非科甲出身，所以科甲出身者看不起张，而张也不把这班人放在眼里，由是愈遭这些人忌恨。二是行事张扬。张受到欧风美雨熏陶，体验过诸多西方文明。翁同龢日记记载，张除了请他品尝西餐，送他“电气匣治臂病”外，还“招至总署观灯影戏，不过如走马灯耳，内五星日月蚀为奇”。不清楚这是早期电影还是幻灯片，但翁同龢吃到、用到和看到的，皆是出洋归来的张荫桓带给他的新奇。这样的新奇，张应该不会仅仅带给翁一个人。而此时的京城，偏偏不缺守旧且痛恨洋人的人，左舜生说张荫桓“是一个富有才气而持身则不甚谨严的人，处在那样一个多猜忌而又新旧水火（不容）的朝廷，其招致杀身之祸，虽说是时代使然，但也不能说他毫无自取之咎”。

左舜生说张“持身则不甚谨严”，很可以从1897年张结束英国公使之任，回国后做的一件事上看出。张曾在巴黎购买两枚名贵的红绿帽花和两副钻石手镯。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竟越过总管太监李莲英，直接把更贵重的绿帽花呈送给慈禧，次一等的红帽花呈送给光绪。因没送礼给李莲英，李遂在慈禧面前进谗言，说张居心险恶，正室着红裙，妾媵只能用绿色。慈禧出身西宫，对嫡庶之分极敏感，闻李言，勃然变色，立命将礼退张。本来慈禧对百日维新张为幕后主使就耿耿于怀，这下更是衔恨于心。后来“戊戌六君子”遇难，张荫桓本来也在处决名单中，只是由于英日两国驻北京公使，觉得像张这样一位有影响的外交人物，忽然像“六君子”一样，不经审讯，也没有宣布具体罪行，只是以“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这样既模糊、又莫须有的罪名，便要拉去砍头，实在是野蛮之至。因此出面干预，清廷才改判张发配新疆。但即使在发配去新疆途中，真不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张竟然有兴致对奉命在直隶境内押解他上路的两个解官聊谈起来，说“皇太后私蓄有二三千万金，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头绳束之”。张位居要职，平时言行不慎，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左舜生说张在许多事情上“自取之咎”，还真没冤枉他。

不过张也自有他的清醒和凛然。“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这是张遣戍新疆途中所作一首七律的上半首。预感到自己不会成为漏网之鱼的结局，且如此从容，读来也是令人感佩。‍‍（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