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

李敬泽感慨，自己虽然年龄长了，但是看迟子建小说里的细节会忍不住流泪。

到2024年，迟子建不间断写作已经满41年了。在这些年里，她总是按自己特有的节奏写作，每隔四五年出版一部不落俗套的长篇小说，中间穿插写一些同样优质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

这位从东北漠河北极村走出来的作家，自17岁求学离开大兴安岭到了山外，再是于1990年辗转到了哈尔滨，她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30多年了。用她自己的话说：“30年孕育一个生命，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从出生到30岁，他都要娶妻生子了。我对哈尔滨，从最初的隔膜到现在就是水乳交融了，我在这座城市当中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风俗等等一切，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在升温，对它有了表达的欲望。”

当然在早年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还有其后《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一系列作品里，迟子建都写到了哈尔滨，不过只有到了《烟火漫卷》，她才算对这座城市有了完整的文学表达。迟子建从2019年4月开始写这部小说，在这年岁末写完，之后又分别于2020年2月、4月进行了两次修改，这样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就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

对于这部小说，阿来说，迟子建解决了很多作家都没能解决，或者始终没能解决好的，如何写城市的大问题。“在《烟火漫卷》里，我们看到哈尔滨这座城，它就像小说里头最重要的角色一样，整体地出现了，我们看到了哈尔滨的建筑，哈尔滨的地理。小说在随着主人公的生活展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整个城市的地理也是真切的。”迟子建能写出这种真切感，自然是因为她和这座城市在真正意义上水乳交融了。

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也赋予了她以文字发出深情呼唤的动力。1998年，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为大兴安岭赢得茅盾文学奖，她在获奖感言中慨叹：“我觉得跟我一起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14年后，她应邀参加伦敦书展，当被问到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迟子建想着三言两语不足以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便采取了最简单明了的回答，她打量着提问的主持人穿的鞋子，打量着与她对谈的英国作家穿的鞋子，又看了看自己的鞋子道：“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穿的鞋子，很可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部落的人，他们生活在大森林中，他们穿的鞋子，是自己打制的，是那种朴拙而美丽的鹿皮靴子。我觉得这样的靴子留下的足迹，值得一个小说家去追踪，更值得人类铭记。”

为了这深刻的铭记，迟子建始终持守回望的姿态。她说：“向下看的姿态，回望的眼光，使我的写作一直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它愿意在历史的幽谷徜徉，拾取往日阳光；它也愿意将浮夸的泡沫荡去，使其相对清澈。”因为她明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快速度，从来都没有带来与之同步的愉悦度，我们生活的列车，在人类日渐膨胀的欲望中，并不会一路凯歌高奏，越来越多的人迷失在了站台。这个时候，文学作品以它独立不羁的气质，加入到做时代速度减速阀的行列中。“回望我们的足迹，反思我们发展中的过激行为，从各个不同角度，拾取我们不该遗忘的事物，让灵魂有所归依。文学比时代慢半拍的天性，让它成为收获过的大地的一个安然的拾穗者，自觉地承担了去沙取金的使命。”

无论是哈尔滨还是大兴安岭，迟子建说，一个作家命定的乡土可能只有一小块，但深耕好它，就会获得文学的广阔天地。“无论你走到哪儿，这一小块乡土，就像你名字的徽章，不会被岁月抹去印痕。”

很多人觉得迟子建是天才，写作是顺手拈来不费事的。其实，只有迟子建自己才能深切体会到，每次写作都付出了怎样的用心。伏案四十年，她的腰椎颈椎成了畸形生长的树，给她带来不少病痛的困扰。写《群山之巅》时，又遇上更年期的征兆出现，更是让她满心苍凉，常有不适，所以这部长篇她写了近两年，其中两度因剧烈眩晕而中断。“记得写到《格罗江英雄曲》时，我在故乡，有一个早晨，突然就晕得起不来了，家人见状吓坏了，不许我写作，说是命要紧，还是小说要紧？”她躺在床上静养，看着窗外晴朗的天，心想世上有这么温暖的阳光，为什么她的世界却总遇霜雪？“想想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多么不易！”

正是在养病之时，迟子建笔下的人物也跟着她一起“休眠”，她也因此更能细致地咀嚼这些小人物的甘苦，而这甘苦是有着强烈感染力的。李敬泽感慨，自己虽然年龄长了，但是看迟子建小说里的细节会忍不住流泪。“这些小人物骨子里特别孤独沉默，心里有事不敢说也不知道跟谁说。他们卑微但又努力活出个人样。幸好世界上还有迟子建这样的作家，让这些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