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红：知味识上海

认识上海就是从小时候在母亲身边一点点体味到的。

电视剧《繁花》，带着我们回味起上世纪的上海。电视剧讲的是上海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故事，却让我无不清晰地回想起童年的感觉。认识上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我小时候在母亲身边一点点体味到的。

虽说我在上海生与长，但一直生活在部队大院，鲜有机会接触到市井生活。最早接触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是从我母亲单位的阿姨叔叔那里感受到的。

母亲在四川北路上的第七百货商店工作，身边有许多可亲可爱的阿姨叔叔们，他们既是妈妈的同事，也是妈妈的好朋友。妈妈周末会带我去百货商店上班，一走进商店大门，柜台里的阿姨叔叔们会用上海话亲切地招呼我：“小红，到阿拉柜台来白相！”我会蹦着跳着去和阿姨叔叔们问好。“婆婆”是七百的老人，妈妈说她是一位老党员，解放前曾协助先生做地下工作，儿子在部队服役。婆婆说话的声音有些女人抽烟后嘶哑声，但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无不关怀地用上海话叫着我的小名，她会招呼着我去七百的食堂吃馄饨，并用上海话告诉我：“这是正宗的上海馄饨”。

“朱阿姨”，七百最漂亮最聪明的阿姨，一位极能干的财务，不仅长得阳光、漂亮，还打得一手好乒乓球，业余爱好是乒乓球裁判，曾兼任国家级乒乓球裁判员。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有过一篇上海七百的专题报道，标题是：《锐意改革的女经理朱丽芬》。朱阿姨的家离我家很近，在山阴路的一栋花园老洋房里，因为近，我成了她家的常客，和她的孩子们也成了永久的好朋友，她们全家叫我小四子。她有海外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她家就带进了日本的录音机，周末会叫上我去她家聚会，吃她亲手烹饪的色拉、酱牛肉、红烧划水、百叶结烧肉、冬笋塔菜、红肠、酒酿圆子等上海菜，饭后会放港台音乐和歌曲，把饭桌椅挪一下，朱阿姨和她先生江叔叔——一位非常儒雅的铁路局的职员，拉着我们就走起了舞步，三步、四步，跟着音乐自如地变换着，他们熟练的舞步在不太大的空间里带着三对舞伴相互不碰撞，在轻松的音乐中漫步舞动。一曲终了，朱阿姨端上了自己做的绵白糖腌制柠檬，一杯甜中带清香的柠檬茶和蝴蝶酥让家人尽兴。

唐阿姨是妈妈单位的老财务，后来主管电器柜台。她住在祥德路上的一栋独院别墅里，先生是一位工程师。每年夏天到了吃“六月黄”的季节，唐阿姨都会烧上一大碗“六月黄”的毛蟹炒年糕送给爸爸妈妈尝鲜，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我们家搬离虹口区时，唐阿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到了这个季节，照旧打电话和妈妈说：“老李，快叫小红来拿‘六月黄’，今朝我烧了两钵头，老杨欢喜吃，多带点去。”每次吃“六月黄”成了我们家的盛事，妈妈总会把我们和第三代都召集回家来品尝唐阿姨正宗的崇明毛蟹炒年糕。多年后女儿和侄女出国留学暑假回来，还尝到了唐奶奶的“六月黄”，她们简直是幸福得手舞足蹈地扑向这道带着浓郁家乡味道和小时候情怀、胜过珍馐的美食。

小杜阿姨，妈妈单位的售货员，是一位直率热情，正义感强，说话嗓门有点响的宁波籍小阿姨。她常和我说一句：“小红，礼拜天，我给你送大馄饨吃，阿拉姆妈包的，老灵额”。星期天中午，小杜阿姨兴冲冲提着一个大篮子到家里来，一进门就叫着，“小红，快点去烧水，下馄饨。”那个时候吃到一碗大馄饨简直像过年，小杜阿姨告诉我：“这是我妈妈包的荠菜肉馄饨，里面还有豆腐干和香菇。我一口气可以吃四十只。”听得我口水要流出来了，尝一口果然是鲜美得要掉眉毛，至今我包大馄饨还在延续着宁波外婆家的传统经典馅儿。

妈妈下班回家，经常会手捧一纸包带着温热的芝麻小圆面包，一开门，看着妈妈面带喜悦、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会跳着接过妈妈手里的面包，兴奋地跑进屋子，喊着“奶奶、姐姐、哥哥快来吃啊”。妈妈总不忘补充一句：“这是‘一定好’刚做好的面包。”听妈妈说过很多次：“这是前店后工厂，做出来的点心最新鲜。”这句“前店后工厂”一直让我魂牵梦绕，长大以后在外地工作和上学，回家休假都不忘去寻找“前店后工厂”的食品店，总觉得只有这里的点心才是最正宗、最好吃、最新鲜的。

妈妈身边工作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的是宁波上海人，有的是苏北上海人，有的是广东上海人，妈妈曾说：“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觉得他们都很好，教会了我许多上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知道在上海怎样生活得更好。”（杨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