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陈造奇：念着你的好

　　偶然看到《上海纪实》上有一篇写翻译家荣如德的音乐情缘的文章，其中两张照片格外引人瞩目。那是我父亲陈良廷和他的翻译家朋友荣如德、蔡慧、草婴夫妇、郝运、丰一吟等人的合影。照片并没有注明日期、地点，我估计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拍的，当时父亲应该是70多岁的样子，照片上父亲和他的朋友看上去很精神，也很开心。

　　我知道父亲的朋友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二是他的翻译同行。父亲中学时代就开始给各类报刊投稿，按他自己的戏言，是为了赚点零花钱。父亲从静安寺的家走到山东路的《辛报》投稿，一来二往认识了当时《辛报》的编辑杨复冬（笔名钟子芒）、董鼎山、沈毓刚。虽然父亲的年纪比他们小，但几位编辑都非常喜欢他。董鼎山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一表人才，但年轻时恋爱之路却颇为坎坷，他经常把自己的恋爱经历写成小说发表于当时沈寂编辑的《幸福》杂志上，同时好几次把自己的故事讲给父亲听，说到伤心处更是声泪俱下。

　　吴劳是著名翻译家、资深编辑，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吴劳比父亲大六岁，早年父亲在华纳公司和朱曾汶等创办《水银灯》时，吴劳就发表过文章。父亲第一部翻译作品——普里希文的《北极蜜》就是在他的极力鼓励下问世的。上世纪70年代后吴劳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父亲的多部翻译作品如《战争与回忆》《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册）》等都留有吴劳校订加工的印迹。父亲尊称他为：我的老牌加工师。

　　草婴先生是翻译大家，也曾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译所的领导，在编译所组建之时草婴对父亲就有举荐之恩。再后来编译所解散，向上海文史馆举荐会员时，草婴也功不可没。1986年上海成立翻译家协会，草婴出任第一、第二届协会会长，父亲则是第二、第三届协会理事，这些父亲一直记在心。

　　父亲还曾和我说起这样一件事，70年代初，在家养病的父亲接到通知，必须到奉贤柘林“五七干校”报到。记得那是个雨雪交加的日子，父亲带着行李冒着风雪辗转几辆车，才来到干校，而第一个迎接他的竟然是先期到那里的翻译家、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丰先生把父亲迎进当时的简陋草棚宿舍，帮他收拾床铺，搭蚊帐，看到父亲衣服都湿了，还主动帮父亲烘干衣服，这令父亲感动不已。

　　这些事虽然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但都是父亲在晚年对我和前来采访的记者提起的。

　　如何为人处世父亲并没有特意教过我，但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体悟到：对有恩于自己的朋友要念着好，要记着情，这是父亲的做人准则。其次，父亲这辈人，尤其是他的朋友，晚年都很忙，有的在抓紧发挥余热，如草婴、任溶溶、沈寂等都是大忙人；有的交际应酬繁忙，此时能不打扰尽量不打扰，最多打个电话。一旦有朋友的佳作问世，如前些年董鼎山、朱曾汶、任溶溶一有文章在“夜光杯”发表，他必第一时间关注，或推荐于我。另外，一旦得知好友生病住院了，父亲肯定会及时抽空探望。如草婴住院期间，父亲曾去过多次医院，还有吴劳生病，也一样。当然，晚年和朋友相处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文史馆和翻译家协会每年组织的活动，那时候大家可以畅叙友情，也可以嘘寒问暖。（陈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