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遨游辞海的巢峰，在95岁时远行了

今日（1月8日），著名出版家巢峰在上海去世，享年95岁。巢峰先生90岁时，“夜光杯”曾做专题，旧文重读，以表哀思。

此生遨游辞海

李伟国

巢峰，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兼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从1942年6月参加新四军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已达七十六年，而在其中的四十多年中，他主要做了一件事：修订《辞海》为主的辞书出版，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名扬天下。如今，只要身体状况许可，他仍然会去上班，指导正在进行的《辞海》（第七版）的修订工作。

巢峰，豪爽热情，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常常怒目圆睁，拍案而起。巢峰老是一位快人，一位强人，一位奇人，他的遗闻轶事极多，今试述数事，献给读者，并为巢公寿。

快人快语，从不拖拉

1996年五月的一天，王元化先生邀集一些出版社的老总在衡山饭店讨论《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出版事宜，我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席。刚找了一个离主席稍远的位子坐下，旁边来了一个人，我一看，这不是巢峰同志吗？（因为巢峰是老革命，大家都习惯称他为“巢峰同志”）当时我已被“组织上”告知，将调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替巢峰当社长。“巢峰同志，你好！”我伸出手去，巢峰见状也伸出手来，“你是——”我赶紧掏出名片，并自报姓名，“哦，你就是李伟国啊！”一口苏北话，“李”读得像“雷”，“国”字是入声，念得特别重，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瞪得大大的，近乎圆形。一望而知，这是一个爽快人。

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

过了两个月，我去辞书社报到了，巢峰当着全体班子成员的面大声说：“今后，班子会议由你主持，党委会议由我主持，党政联席会议我们轮流主持。”当时他68岁，做党委书记，我48岁，做社长，从此朝夕相处，互相尊重，成了忘年交。然而我们这对“忘年交”也有点特别，无论是在二人间的谈话还是班子会议中，常常意见相左，争论激烈，但一旦达成一致，或互让一步，保留意见，则全力以赴，共同去做，心中不存芥蒂。

巢峰处事明快，办公桌桌面上日日清，文件、文稿，决不积压。我们都长期担任上海市出版高评（审）委评审专家，每次接到大捆评审材料，我总是先问交卷的最后日期，不急着看，要见缝插针，有时还会拖到最后一天，而他呢，第二天就吩咐秘书送走了。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熟悉出版界人才情况，居高临下，驾轻就熟，不喜欢拖拉。我与他一起参加过多届的评审会，他的发言，总能抓住关键。

1999年，巢峰再次向局里提出卸去书记职务，局里终于同意了。于是他的办公室里开始忙碌起来，我进去一看，原来是在请人整理书籍。过了几天，他来跟我说：“给我安排个办公室，我先搬走，你可以搬进来。”我说：“急什么，你现在还是书记，不能搬走。”他说：“迟早要宣布，我先搬走吧，你的办公室太嘈杂，已经委屈你好几年了。”我还是不同意。不料他利用“职权”召来总务科长，要求立即派人清理楼下的一间空屋，稍作装修，做几个书橱。过了一个月，巢峰搬走了，我有些怅然，好在走到楼下也不远。

强硬坚决，气场强大

巢峰是个能力很强的人，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但我在这里说的“强人”，还有一点果断强势，不容分说的意思。

《辞海》修订工作真复杂，特别是在经三审发稿以后，原稿先需要组织二十余人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排序，然后一边请二十六位专家分组通读，一边交排版公司输入。第一批校样来了以后，又进入校对、专项检查和配图的漫长过程，除了原稿以外，二样、三样、四样也都要通读，除了初样以外，二样到五样又都不同程度地需要作专项检查，而图片配置和版面设计又穿插其中。由于《辞海》篇幅巨大，初样未齐，后样已到，于是各样的通读、专项检查、配图、校对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会同时交叉进行，承担这几项工作的人都会对原稿或校样进行修改或提出疑问，这就又需要有人作总处理，《辞海》（1999年版）的修订，参与总处理的有巢峰、鲍克怡、徐庆凯、周明鉴和我五人，每天一百多页。每一批稿件或校样处理完后，又都要过录退厂。这样，社内社外有二百多人在同时为《辞海》工作，用巢峰的话来说，这是大兵团作战，必须有条不紊，一环扣一环，有时是限时限刻，立等可取。如果有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又必须迅速解决，否则会影响整个进度。从1998年年初开始一直到1999年年中，这个过程延绵十八个月，要想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巢峰和我是组织者、终审者，又是救火员。我们每两个星期就要开一次会，检查进度，汇总情况。

有一次，厂方的电脑出了差错，一部分工作要重做，耽搁了进度，各路骨干聚在一起研究对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办法在短时间内把进度抓回来，我主持会议，准备作出妥协，把整个进度往后挪，轻声向巢峰征求意见，不想老巢大喝一声：“不行！一定要在两个月里把进度抓回来！否则到规定时间出不了书，怎么向市委交代，怎么向读者交代？”于是大家就只好再想办法，到后来是半天半天、两小时两小时地抠，最后终于解决了问题。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巢峰的不容分说，这么大的工程，时间一拖也就拖掉了。《辞海》从1979年版、1989年版到1999年版，每次都能在国庆以前准时出版，创造了世界上大型工具书准时修订准时出版的奇迹，巢峰在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事实说明，巢峰的果敢决断来源于对大局的判断。进度是有弹性的，有时太循规蹈矩，斤斤计较于具体细节，反而会误事。

1992年，巢峰在“两江总督”（上海人民和上海辞书两社社长）任上，当时社会上股市开始热起来，两社员工纷纷入市，少数人发展到上班时间外出炒股，无心做事。巢峰以为，不狠刹上班时间炒股之风，社将不社。他在班子会议、中层干部会议上反复讲，但效果不明显。他一个个找有关人员谈话，还是无大效。于是他决定召开全社大会，在会上，他讲得斩钉截铁：“要在社里上班，就好好做事；上班时间炒股，绝对不能允许；如果上班一定要炒股，就请辞职！”结果有几个员工真的辞职了，而其他人上班炒股之风被刹了下来。巢峰之强硬，于此可见一斑。

果敢正直，豁达潇洒

巢峰与人初次谈话，常把“我不是科班出身”挂在嘴上。但我早就听说，巢峰勤奋好学，少年时代，读过许多古诗文，二十多岁调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副总编，曾苦读马列著作和经济学著作，后长期担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还写了不少文章，提出关于出版经济学的许多新见解。他精通编辑业务，在《辞海》的编辑过程中，制订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形成了工具书质量保障体系。

巢峰擅演说，说话铿锵有力，出口成章，还不时使用一些古诗文名句，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他常说的大型辞书出版工程是“三分编辑，七分管理”、一个单位的好风气“成之三年不足，毁之一旦有余”等等，社里的员工几乎人人能背诵。

有一天，一位编辑拿了一幅表现刘备三顾茅庐的画给巢峰看，巢峰随口吟道：“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编辑大吃一惊，急取画中小字题款核对，居然一字不差。

人们也许以为，巢峰身居管理岗位，一定样样都管，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他们不知道，巢峰不分管任何一个具体部门，包括一般人认为必须由一把手亲自管的人事和财务在内。巢峰主要是用好人，每一个关键岗位，都有他信得过的人。就说财务吧，当他从人民社回到辞书社的时候，就带回了一位顾问老金，此公比巢峰还年长，精通财务，思路清晰，忠心耿耿，巢峰需要知道什么，他就能讲清什么，巢峰本人当然也就不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具体研究报表了。

做领导当然忙，巢峰不能例外。但巢峰又是潇洒的。

他准时上下班，几十年如一日。准时上班不是难事，能准时下班就不是我等所能做到的了。事情一大堆，似乎永远做不完，员工大多下班了，社内渐渐安静下来，正是处理稿件、小结今天、计划明天的好机会。但巢峰不，他一般是铃响即走人，不再逗留。如果下班时还在开会，他会坐立不安。他认为下班就是下班，不必拖延时间，事实上他确实也没有非在下班以后处理不可的事。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不过偶尔也有例外。有一天下午三点，我有事找巢峰，却被告知他已经回家了，我问巢峰是为什么事早走的，是不是身体不适，大家都说不清楚。第二天，我看到报纸上常昊赢棋的消息，不禁哑然失笑。巢峰酷爱围棋，而且是业余高手，这大家都知道，下班以后，是他找人下围棋的时间，谁也不得侵占。那天下午的围棋比赛直播，实在太诱人了，巢峰怎能不看？劳逸有度，不打无谓的疲劳战，干就是干，玩就是玩，也许这也是巢峰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思想活力的秘诀之一吧？

巢峰老了，但思想决不陈旧，他最近几年提出的新观点，仍然振聋发聩。

巢峰的著作，除了四部有关经济学和出版学的专著以外，还有《品德三字经》和《品德千字文》，朗朗上口，富含哲理，比如其中有：“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言必以理，行必以绳；无愧于天，无怍于人。”他自己是已经做到了的。他很珍视这两部书，《巢峰品德修身读本》（书法诵读版）就是这两部的合集。

巢峰过去喜欢抽烟、喝酒，现在烟早就戒了，酒也不多喝了。但关于他喝酒的轶事，还在流传。

有一次，他在中国香港，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黄毅先生请巢峰喝酒，喝的是巢峰不常喝的白兰地，开始时两人谈笑风生，两瓶过后，巢峰毫无醉意，以为可以得胜回朝了，没想到黄总又从桌下拿出一瓶，“好，再喝！”当第三瓶喝完的时候，巢峰支持不住了，他顽强地坚持着，终于无法抵挡，慢慢倒了下去，倒下之际，吐出了这样一句话：“黄……黄毅倒了没有？”第二天，他还不忘记告诉黄总：“昨天喝的是白兰地，不能算数。下次请你到上海喝五粮液！”巢峰之倔，巢公之不服输，也是一奇。

巢公，找机会再和你喝一次酒。‍‍

（新民晚报2018.07.22）

他不是“一霸手”

杨柏伟

7月22日星期天夜光杯封面刊登了李伟国老师写的《巢峰，一生傲游辞海》。巢峰老师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1989年7月底，我走进辞海（我们这些老员工对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简称）大门时，他是我们的社长兼党委书记，他就是象棋盘上坐镇九宫的大元帅，我是一个年龄最轻的小卒子。

对于巢老师，我是有敬畏感的。他爱下围棋，但和我们这些小年轻一般是下不起来的，我只被他赐教了一盘，他是快棋手，也好杀，那一盘我们杀得还挺激烈，最后我输了。

极其偶然的机会会和巢老师聊几句，聊的不是书稿方面的事，而是一些棋闻趣事。但是我从来不敢问他是不是看过我编的一些棋书，我相信他是会有兴趣看的。

2006年我即将离开辞海，一天中午碰到巢老师，此时他已经不再是社长，他问我：你也要走啦？我一时无语。

前两年在上海书展现场碰到巢老师，他是认得我的。可是去年在辞海再见到老人家，我握着他的手向他自我介绍时，我知道其实他已经记不得我是谁了。那天是为刚去世的徐庆凯老师召开的追思会，巢老师的发言很长，情真意切。我不得不佩服：此老实在了不起。

伟国老师是巢老师的后任，他是一位学者型出版家。年龄上，巢老师大我三十九岁（而且我俩的生日只差了三天），李老师大我十九岁，前者无疑是威严的父辈，后者除了是儒雅的良师，又像温厚的长兄。他们都是“一把手”，但不是“一霸手”，所以在他们的麾下，精兵良将有施展才华的天地。我这个小卒子能练出一身粗笨功夫，也是因为有较多实践的机会。辞书社是我的母社！

伟国老师的这篇文章，我可以说是幕后推动者，自然也是第一读者。我们今天说的“不忘初心”，巢老师就是一个范例。

（新民晚报2018.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