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 一场婚礼，一个时代的倒影

无数微小的声音，汇聚成的集体记忆，往往成为破解时代密码的钥匙。

我在上海有个家

口述 庄先生

我1933年出生，今年91岁了。1950年12月，我正在上海清心男中读高二，因平时喜欢搞搞无线电，就直接被安排到部队搞雷达去了。到部队的前八年，调动频繁，任务繁重。同时因为年纪还小，找对象的事还真的没有想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对象的事渐渐突出了起来。

庄先生夫妇

说到婚姻，因为部队嘛，特别是参与雷达的军种，肯定是会有些框框和要求的。

我读的清心男中，从初中到高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女同学。在部队就更不可能接触女性了。

年龄一年一年上去了，到二十五六岁时，家里也着急提这个事了。1958年，我有个毕业于东吴大学的表姐夫，是在人民政府当法官的。他是浙江沈家门的人，他们家原是渔业商人，还有点钱，但是到解放的时候差不多没什么钱了，成了“破落户”。他的妹妹在杭州念大学，是体育系的。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师范学院当教师。我表姐说这蛮好嘛，就介绍给我了。经过组织的一番调查，这个婚就成了。

1960年，我们在上海卢湾区领证结婚了。为什么会在上海登记呢？主要原因是我父母都在上海，另一原因是当时正巧将全国空军部队的文教干部集中到上海江湾五角场的空军驻地搞“大学语文师资训练班”。我那时就被选中，从雷达站站长的岗位上调任雷达团文教干事。就这样作为文教干部在上海五角场学习了大半年。当然，训练班结束后就回沈阳，领导和政治处的战友们也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他们知道我要结婚了，就凑起来给我买了一个小台灯作为礼物。临去上海的时候，政委还叮嘱办婚事要节约啊！

其实，我们的结婚超简单，讲出来给现在的小青年听，他们都不会相信，就是去政府民政局登记一下，也没有什么小本本，而是一张八开大的结婚证，还是彩印的。那是当时流行的，因为我是军人又是党员，她是人民教师。所以，既没有请客吃饭，更没有办什么仪式。上海的几个亲戚发点糖就算知道了。我爱人在师院，也是在同事中发点糖就完了。两人喜结良缘总要拍个照啊，职业特殊，也就不可能去拍婚纱照。是社会的因素，还是心理的因素，也说不清楚了。我们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我是穿军装的，一张我是穿中山装的。我爱人买了一套新衣服，本来是扎两根小辫子的发型，拍照前，把头发也烫了一下。后来，我儿子还将一张照片印在交通卡上。

至于双方的老人，因她妈妈早年去世了，爸爸在沈家门。乘休假时，我们就坐船去了一次沈家门，在那边请家人吃了一顿饭。我当时的军衔是中尉，薪金月72块6毛钱，结果才花了几块钱，有鱼有肉有家乡菜已经非常丰盛了啊！我爱人家里兄弟姐妹多，蛮热闹的，这也算是办了结婚酒席了。

关于婚房，我是有一间的。否则，我从部队回来怎么办呢？原来我父亲在华东水利部工作时，曾用几根条子顶下了南昌路的一个楼面。朝南的房子，我父母亲住着，后面一间就空着。有一段时间，我二舅舅在银行工作的女儿住在里面。我结婚后，这房间自然就让出来了。

婚假过后，我回沈阳仍住部队宿舍，我爱人也回上海师院的宿舍。那个部队战友送的小台灯就给她带着，我还为她装了一台五灯管的收音机。我们搞雷达的装这个东西是小意思了。她一个人在宿舍既有台灯，又有收音机，也蛮温馨的。当教师的好处就是有假期。放假的时候，她也来沈阳。部队的领导希望她调到沈阳的大学来，而且已派人与沈阳师范学院联系，他们非常欢迎，因为他们学校正缺女教师。但她执意要留在上海。就这样我们两地分居了近十年。直到我转业回到上海。毕竟，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家。

办过婚礼才算成家

口述 夏先生

我是上海的女婿。湖北武汉人，1947年出生，是当时的高中生。我爱人1950年生人，是上海到江西插队的知青。因她大哥大学分配在东北。后支援东风汽车厂来到湖北十堰，也就将她妹妹带进了工厂。后来，我俩都上了大专。20世纪70年代，我和我爱人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相识、相知、相爱。

20世纪60年代结婚证

我们是1977年7月领的结婚证。那时，领了结婚证并不等于成婚了，一定要办婚礼的。1978年1月，我与在武汉的父母商量，我俩于30日坐船从武汉到上海。我爱人的娘家在上海河南北路365弄图兰里，这个里弄很长。我爱人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楼的底楼，是公房，家里人多其实很挤。一楼的楼层比较高，所以，搭了一个小阁楼，一个人勉强能站起来。我爱人、我丈母娘、我妹妹就住阁楼上。我小哥在阁楼下隔了一个卧室，我和小哥就挤在一张床上。在上海的那些天，我和新婚的爱人并没有住在一起。

2月10日，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办了两桌酒席。来的都是上海的亲戚。印象深刻的是有海鲜，如油炸带鱼，这在当时“三线”厂的十堰，甚至在武汉也是看不见的。还有上海特色菜烤麸和塞肉的油面筋，很香很好吃。我的丈母娘忙里忙外很辛苦，还有我爱人的两个妹妹和表哥、表嫂来帮忙操持。其实，婚礼的前些天就开始忙碌了。上海弄堂里的居住条件没有单独的厨房，厨房是几家在房屋后面操弄的。一排水龙头和水池七八个，每户都有自己的水表。也没有煤气灶，是烧蜂窝煤炉。婚宴一开始是冷菜和有些蒸菜，比如霉干菜扣肉啊。后来炒菜的时候，就从邻居家借了一个煤炉。酒桌上热情很高，全是上海人，唯独我一个外地人。我拿着白酒杯挨个给大家敬酒，大家也都站起来表示祝贺。

我爱人的大姐，在北京工作，二姐在西安工作。她们没有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大姐送了两床新被子，二姐送的是两个凭票购买的木制新马桶。所以，她们的心意都表达了。我们回家的时候，两床被子没有带走，就是留给家里人了，马桶也没有带走。我丈母娘家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也是有意识留下的。

我俩没有拍结婚照，更没有拍婚纱照，大概没有这种时兴吧。在上海，我俩去了有名的西郊公园，那里有照相的，就拍了两张照片，就是结婚照了吧。1981年，我们回上海探亲，在河南北路的红衣照相馆补拍了一张婚纱照。尽管现在看看那婚纱也很简单，终究是幸福的见证。

我们在上海待了一周。办完上海的婚礼，从上海启程就打电报给武汉的家中，父母就开始准备了。武汉的婚宴也是在自己家里办的。当时正逢春节，我老家亲戚比较多，整整办了十桌。我家是个平房，地方也比较大，后面还有一个院子，酒桌摆在院子里蛮气派的。菜肴都是自己家的亲戚帮忙烧的。

武汉婚宴的特色跟上海不同，一定有几道主菜。一道菜是粉蒸肉，第二道是黄焖肉圆，还有一道肉糕。有人舍不得吃，就夹在自己边上放着，然后包起来带回家。我从上海带来的喜烟，一桌一桌地敬给长辈。办完武汉的婚礼，我和爱人就住在一起了。

为什么1977年就领结婚证呢？因为那年正好轮到我们这个工龄可以分房子哦！

从小傧相到新郎

口述 奚先生

我是浦东杨家渡人，1982年出生。1986年12月，我5岁，作为小傧相，参加了舅舅的婚礼。

1988年，7岁的奚先生参加阿姨的婚礼

那天起得很早，我爸妈给我做了一套小西装，上面是西装背心，打一个领结，下面是西装裤。我妈妈帮我涂口红，还用口红在额头正中点了一个圆点点。打扮一番以后，我们步行到了舅舅家。那天，舅舅穿了一套很标准的西装，因为他瘦，所以显得特别合身。舅妈穿了一件很漂亮的墨绿色连衣裙，不是婚纱，但看上去还是蛮摩登的。

上午，亲戚朋友陆陆续续到了，大家送上祝福，一起拍照。那时候的礼金是20至50元。家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塑料娃娃，表示早生贵子。我的任务就是说好话，讨红包。大人要我去舅舅、舅妈的床上打滚。他们床上放着好几叠红色、绿色的被子，都用红绳子捆起来。被子里面藏了煮熟的鸡蛋，叫“红蛋”，谁能摸到，就代表要交好运。

中午吃的是简餐，晚上才是重头戏。可能因为条件的关系，当时没有去饭店，是放在我家里的，因为我家的厅比较大，一共摆了6桌。我们用的是八仙桌，把边上几个圆弧形的台面都翻上来，组成一个大的圆台面，这样一桌可以坐10个人。婚宴的冷盘都是传统菜式，有走油肉、蹄髈、鸭子、鸡、鱼、鳝丝、海蜇头等等。我爸、外婆、亲朋好友都会烧菜，所以也不用找厨师，大家切配洗分工，都是自家完成的。

2006年2月，轮到我办婚礼了。

前一天晚上，我到剃头店去，跟发型师说，明天我要结婚了。他给我推荐了一款，大概花了两三百块钱。

婚礼当天，我必须要在中午12点前接到新娘子。我们伴郎团加摄像师，总共有10来个人。清晨五六点钟，我就要起来了。7点多钟，伴郎和摄像师先来我家，会合之后把婚礼当天的流程和安排都讲清楚之后，我们就出发了。我穿着西服西裤，坐的是一辆最新的奔驰S600的敞篷车。这是我爸托关系找一位朋友调来的，当时整个上海的婚庆公司都借不到。到了我太太家，我们一帮男生要闯关了，做俯卧撑、塞红包，我还要写保证书，才能接到新娘。我太太穿了一身有着很大裙摆的那种白色婚纱，脚上当时是不穿鞋子的，因为我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去找两只红色的鞋子，必须要找出来。紧接着，丈母娘和老丈人给我们端来莲子汤，又塞了红包。我们跪下拜天地、拜父母，说一些感谢的话。

接了新娘子先去我家，对着我爸妈，把差不多的流程再来一遍。下午去陆家嘴绿地拍照，我们在那儿要摆各种各样的姿势，来往的行人都盯着看。

我们的婚宴是在东方路的福记饭店办的，边上是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就是现在的紫金山大酒店，我们订了一晚婚房。当晚，我们摆了22桌。其中，20桌是固定的人员，2桌是备餐，排场还是挺大的，龙虾、鱼翅，样样都有，我们认识饭店里的人，还给大厨塞了一个红包。我记得一桌是2500块钱，属于福记的“顶配”了。来参加的客人一人给200至500元的礼金，他们都说吃得好，一看就知道是本地人的婚礼。

宴会厅的中间有个小舞台，司仪向来宾介绍了我们两个相识的过程，屏幕上有PPT，台上还有冷烟花。最后，我们交换婚戒。我们的仪式整体上是比较简单的，只是新娘全程换了三套衣服。

那天有一个外国人到这个饭店吃饭，路经我们的婚礼，说从来没有见过中式的传统婚礼。经我们同意，他拍摄了一段片子，想带回去给他们国内的人看一看，中国婚礼是这个样子的。

亲历、亲见、亲闻，人人都是“历史学家”。

无数微小的声音，汇聚成的集体记忆，往往成为破解时代密码的钥匙。其中的共同情感和共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是我们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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