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继平：喝酒的分寸

上海人什么事都喜欢讲个分寸，其中自然也包括饮酒。人所谓“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我想，这“小酒”与“大酒”之间的距离，就是对饮酒分寸的拿捏问题。

当然，能坐而论道探讨喝酒分寸的，多半是不喝酒的或是不在喝酒状态下的，我们国人素来讲究的是“无酒不欢”，一旦喝上了，欢畅了，规矩分寸谁还顾得上呢？譬如眼下正好是酬酢周旋、推杯换盏的频发时段，“醉卧沙场”现在虽没有了，但美人名士醉卧沙发、蹒跚街头，仍是常有的事。可见欢乐当前，分寸往往最不好把控，或者说不想把控。唐代有一位大学士陆扆，某次设宴招待一位年轻的读书人，劝其饮酒时，年轻人说自己“天性不饮酒”，陆扆赞曰：“盖平生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他的意思是人一生中后悔的事有十分，你不喝酒，那就仅剩一半了。这位陆丞相对酒的看法似乎有欠公允，他只记得“喝酒会误事”的茬，却把酒能助兴的好处给忽略了，我曾说过，酒虽非人生之必饮，但却能给人带来额外之欢愉。“伤心懊悔”的事，还是可以避免的，然因酒而生的快乐多巴胺，却是实实在在难以替代的。

或许，正是由于酒自带的一种神秘感以及喝酒所具有的不确定的两面性，所以才让人对酒又爱又恨、爱恨交织。恨之者视其若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爱之者深入骨髓，不肯一日须臾离。“竹林七贤”的刘伶，每每外出必带一大壶酒，且行且饮，他还让人扛一把铁铲跟着，并关照“万一路上我醉死了，请就地埋我”。这种贪酒如命、视醉如归的气概，虽千百年过去，但在今天似也依稀可见，可谓“古风犹存”。所不同的是，刘伶是独饮，而我们类似的豪言壮语，大多是出现在餐桌上的劝酒争胜中。

餐桌上一旦出现了“豪言壮语”，往往是到了喝酒的高潮阶段。常赴酒局的都有经验，用餐之始，大都文质彬彬，慢言细语；随之渐入佳境，开始甜言蜜语；此后捉对厮杀，不惜花言巧语；然后劝酒争胜，祭出豪言壮语；最后神志无主，一派胡言乱语；再往后喝高了，只能一旁自言自语，或是不言不语地打呼噜去了。参加的酒局无数，虽南北风格迥异，然格局进程还是颇为相近。不过相对而言，上海的酒文化还是较他地人士所乐于接受，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外省朋友说上海的酒风好，文明程度高，所以在上海喝酒没有压力。因为上海人劝酒不灌酒，劝，只是一种热情的姿态，但从不硬劝，只求大家适量开心才是最佳状态。这就是上海人的智慧与分寸，我曾开玩笑地说过，海派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生胆小”，不激不厉、谨慎内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当然可以说都是优点，但也可以都算是“胆小”的别词。不过，若就此认为上海人酒量不行，可以小觑，那必定是“洪教头遇上了豹子头”，恐怕没几个回合便会败下阵来。其实，上海人还真不乏酒量好的高手，我的身边就有多位，领教过的人皆纷纷叹服： “东北虎，西北狼，喝不过上海小绵羊啊！”

有道是“诗有别材，酒有别肠”，有的人天性不饮，有的人千杯不醉，这都毋须商量，我们要商讨的是“小酒大酒”之间，“将醉不醉”之时，如何来把控喝酒的分寸问题。在此，我觉得清代文人李笠翁提出的“喝酒五贵”，可作平时聚宴之引领。

李笠翁说：“宴集之事，其可贵者有五：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伴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短长，贵在能止。”我索性顺着“五贵”再作几句诠释：第一，酒量因人各异，不求同量，但求同样喝好；第二，南方人喝酒不擅划拳吆喝，而擅边喝边聊。如果酒友皆不善谈彼此喝闷酒，那还不如回家独酌了；第三，酒菜不在于丰盛与否，关键要能续得上，喝在兴头上，哪怕几粒花生米或是半碟豆腐干也是好的，总比啥也没有强。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郑渊洁说，某晚好友来访，聊至半夜，酒还剩半瓶，但菜是丁点全无。于是翻箱倒柜，忽见还有狗粮数包，赶紧取出佐酒，不亦快哉！第四，至于喝酒的规矩，只要大家认同就行；第五，再欢快的筵席，总也有散的时候。有的朋友喝多了总不想回家，嘴里还不停地喃喃自语：“今晚我想喝醉，我不想一个人睡……”其实第一条，我保证他已经达到，至于第二条，估计在座的谁也保证不了。

所以真正的善饮者，并不关乎酒量，而是懂得喝酒的情商，知道何时喝多喝少、该醉该醒乃至或聚或散。喝酒也是要“知止”的，孔子云“唯酒无量不及乱”，说的就是此意。当然，酒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偶尔能醉一次，也不无美妙。胡适之曾有诗云：“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人生如果从来没有醉过、爱过，甚至也没梦过，那恐怕真有点白过了。（管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