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眼｜战胜“最远的距离”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妻子告诉我是“一号楼到二号楼”。原来，她所在的医院针对新冠疫情闭环管理，因情况不同，一号楼管控两天，二号楼要七天，好些“同院不同科室”的夫妻相隔百米，只能隔窗寄相思⋯⋯但妻子的回忆并非灰色，“无论医护还是病人，似乎有一种心灵契约，相互守望鼓励。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科的清洁工阿姨，闭环规定来时，正赶上她的退休正日子，但她并没有休息，继续帮我们清洁环境，还与有亲人隔在别处的年轻大夫交心。”

　　新冠疫情起起伏伏，当下又在上海出现复杂局面。看看朋友圈，强烈乃至激烈的情绪比平时浓烈了，每天都有新的担忧、焦虑抑或感动，但另一面，也常听到这种慨叹：人和人的悲欢不相通，世间难有真的“感同身受”。毋庸置疑，真正的感同身受很少见，当人们看到远方的灾难，或许有某种共情，但很少能真的完全感受别人痛苦，很多时刻，那些“辗转反侧”只有当事人自己去扛。不过，一旦我们承认这一人与人“最远的距离”，就是对他人灾难的尊重，也是战胜“距离”的关键。

图说：正在上海抗疫一线的防疫人员 孔明哲 摄

　　两年前，我在武汉采访，有位亲历抗疫最严峻时刻的医生谈到“后疫效应”，即重大疫情发生后，病毒不再通过毁伤作用危及生命，而是通过对人的心智功能与社会系统的不良影响，造成倾向性破坏和典型行为偏差，轻者有“心理-生理”疾患，重者会威胁城市乃至国家软实力。也是那一年，国外部分城市调查分析与疫情相关的几个症状群，发现存在诸如疑病、失眠、强迫性动作等症状，这些综合征患者最急需的不是药物，而是心理援助。

　　不可否认，灾害来临时，城市基层群体迸发的抗争能量往往出自感性而非理性，与之相关的心理援助启动越早，就越利于开展工作，维护稳定。像2020年，上海迅速组织起大批专业心理援助队伍，为本地乃至其他兄弟城市人群提供心理支持和心理建设，帮助戴好“心理口罩”。此轮疫情来袭，上海同样建立起强大的“心防”，像市妇联就通过12338爱心热线，让带着感情与温度的声音去回应每一位妇女群众来电，做好相关政策宣传及心理疏导等。一位心理医生告诉我，“心理援助，首先你先把‘援助者’身份放下，把‘情’字放第一位，最强大的武器是用心聆听，用情沟通。我们‘能说’固然重要，‘会听’才是成功的要害。”他提到，面对经受疫情冲击的人叙述，不仅要忍耐，还要设法替对方情绪降温，“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会悲伤、愤怒，在生命受威胁时也会恐惧，这个时候，运用我们长期训练的抗压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就能去帮助别人渡过难关。”就像他曾在视频里默默守着一个刚脱离隔离期回来的大哭着的青年，没有起身离开，没有丝毫厌烦，“这其实是他在休整自己，就像抵抗洪水的堤坝，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需要疏导和宣泄”。

　　实际上，无论那位清洁工阿姨，还是资深的心理医生，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抗疫斗争中战胜人与人“最远的距离”，那将是无比宝贵的财富。正如《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指出的，和病毒斗争，人类需要严守边界，这不是国与国的边界，而是人类自己和病毒的边界，“设若疫情带来的是人类更紧密的团结和信任，这将不只是抗击冠状病毒的胜利，还将是抗击所有未来病原体的胜利”。如同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说：“任何人的死都损及于我，因为我与全人类息息相关。”

　　让我用新民晚报老朋友丰子恺的一句名言结束本文吧：“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