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金振林：巴金谈周立波

人过八旬，难免回顾一生。坎坷、辉煌并存，值得自豪的是三件事：我有个美满的家庭，子孙忠信孝悌，事业有成；1980年创办了儿童文学杂志《小溪流》，被诩为“小溪流”之父：不敢当；写了几十本文学著作，多次获全国大奖。我还有三件宝，不是名车、豪宅和巨款钞票，而是文坛巨匠茅盾的墨宝、巴金的手稿及赵丹临终前的绝唱“寿星图”。

那么，巴金的原稿怎么在我手中？上面写了什么？为何没有收入二十六卷《巴金全集》？

说来话长。

周立波

冒昧见巴金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继茅盾之后任中国作协主席。

我从小喜爱巴金的作品，对巴金崇拜如神。做梦都没想到，终于和他有了一面之交，半天情缘。

1964年，我被作家周立波调入湖南作家协会，屁股未坐稳，不久“文革”爆发，烽火连十年，我到五七干校待了五年，作家梦真的成了南柯一梦。

省文联分成保周派和斗周派，斗得不可开交。我是周立波、蒋牧良拍板调入文联的，自然成了保周派。当时，对于周立波的个人经历我却浑然无知，只读过他的作品。于是，便产生外调周立波、蒋牧良的念头。我去的第一站便是上海。

巴金在“文革”中早被“揪”出，打倒“黑老K”的标语铺天盖地。我能见到他吗？碰运气吧！

那是1967年重阳节，一个阴沉的秋日下午，我持介绍信到了上海作协，工作人员便将巴金领到二楼过道口。三人呈品字形落座，巴金朝南面壁，我坐他的右边，工作人员坐在他下手。

巴金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浅蓝色中山装，脚下是一双旧的棕色皮鞋，他戴着一副眼镜，虽然经历了一年多的折磨，仍从容不迫，不卑不亢，满面慈祥。我从他右边看去，尤其那“文曲星”下巴颌儿特别尖长，头发有些花白，讲话时稍有口吃。他告诉我：“今年六十二岁”。

我说明来意，他便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周立波谈起。

不愿出国的周立波

“三十年代，周立波在上海，我只知道他的名字，他翻译过肖洛霍夫的名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次接触还是在1956年1月，和周立波去柏林参加德国（东德）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这次去民主德国，他不愿意去，是陈白尘打了几次电话把他找来的。他到京较晚，我已把发言稿写好了。他当时就说不愿出国，并说他在农村参加合作社建设工作，到合作社正式成立时，他却看不到，很有意见。”巴金回忆道。

那年，巴金52岁，周立波48岁，正当壮年。

“我们同德国驻中国大使同机到达柏林，下了飞机，却没人欢迎，那位德国大使也不管我们就走了，我们在机场等了一个钟头，人们都走光了，后来机场工作人员也走了，有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外面院子里。周立波一直在抱怨，他说真不该来，我们马上回去！我反而得安慰他，后来大使馆文化参赞叶克来了，叶克是延安鲁艺的学生，周立波还是他的老师。叶克说，他得到国内动身的电报，估计我们不会到得这么快。后来得到商务处电话，临时找汽车司机，当天是星期六，司机上街去了，因此，等了许久，才到机场来。叶克把我们接到使馆，便通知德国作协，不久，德国作协派作家来欢迎，把我们接到使馆去。这是周立波第一次发牢骚。”巴金继续说道。

印象里，巴金的记忆力非常好，接着又向我叙述了周立波第二次发牢骚。

“这次开会，德国作协派给我们的中文翻译员不太负责，会场上人们发言，他只偶尔译出两三句，使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周立波坐在那里更不能安心。有一次德国作协请各国来宾吃晚餐，白天没有会。那天叶克约我们去使馆，说是朱（德）老总和聂（荣臻）老总要到使馆去接见使馆人员。我们那个翻译员同意晚上到使馆，去接我们同赴宴会。使馆曾（涛）大使请两位老总吃饭，拉我们作陪，但吃到一半，叶克通知我们，翻译员坐车来接我们去作协。周立波不想走，我问叶克怎么办？叶克还是主张我们两人都去。我便向曾大使和朱老总讲明情况告辞走了。周立波很不高兴，但还是一同去德国作协赴宴。宴会结束回到使馆，周立波一直说，今天不该离开使馆，对朱老总不礼貌。我说，我们是德国作协的客人，德国作协招待我们，不能不去，不去显得不友好。周立波反驳道，难道德国作协可以跟我们的朱老总相比吗？火气大得很，我们说了一阵就说不下去了。”

这大概是周立波第二次发牢骚，而第三次简直是发脾气了。

1956年1月周立波（右）同巴金（中）在前往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际，专程前往德国大文豪席勒的纪念碑凭吊

巴金说：“我们离开柏林回国，德国作协送我们上飞机，送客的人都走了，飞机快起飞了，叶克还不见来。周立波在飞机上大发牢骚，说他从此完蛋了，真不该到德国来。”问起来才知道，他这次出来组织关系也转到我驻德国使馆，他以为叶克今天会到机场送回给他，所以昨天到使馆去没有向叶克要回转党员关系的信。失去党员关系，这对一位老共产党员来说，可是关系政治生命的大事，所以周立波连呼‘我完蛋了’。正在抱怨间，叶克终于在飞机起飞前赶到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听到此，我们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1964年，我调到湖南省作家协会后，跟周立波接触不多，他在家乡益阳清溪乡深入生活，机关里的事都交给文联副主席蒋燕处理，每月三百二十元工资让文联管财务的人贪污了也浑然不知，只是蒋老太常敲他的竹杠，要他拿出一个月的工资给机关食堂改善生活，拿些钱让机关单身小伙子买自行车，周立波把金钱看得十分淡薄。

巴金说：“那次到德国，叶克交给周立波四千马克（约合人民币三千多元），说是德国出版社送来的《暴风骤雨》德文版的稿费，记得他自己拿了一千马克，又送我五百马克，其余都交了党费。德国作协也送了零用费给我们，但是我们两次献花就花光了—— 一次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给台尔曼献花圈；另一次是在魏玛歌德像前献花圈，都是周立波的意思。在那里，冬天鲜花很贵”。

巴金又说，在他们离开柏林前一夜，曾大使要他回国后写访问德国的文章，周立波断然拒绝，说：“回去马上到湖南乡下深入生活，对德国一点也不了解，写不出访问的文章，曾大使听了颇不满意。”回到北京，过一两天他就回湖南去了，给中国作协的报告也是巴金写的，访问记一篇未写。

本来，会后还要由德国外文委安排访问两个星期，可是周立波归心似箭，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最后，退而求其次，巴金同意访问一星期，周立波这才勉强同意。

永世难忘的高风亮节

我插话说：“他心心念念着的是那本即将诞生的长篇巨作《山乡巨变》吧？”

巴金说，1962年1月在广东湛江又和周立波见面了，他说，中国作协要他和冰心一路去参加亚非作家第二次大会，他不愿去，推掉了。巴金说：“你应该去，要是大家都不去，怎么办？”周立波说：“你知道我在国外生活不习惯，没有办法。照理说，是应该去的，不过，我不去，还有别人去，也不要紧。”又说：“将来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国吧”。

巴金归结说：“我的印象周立波对国际斗争不感兴趣。”

我和巴金笑谈风生，没有一点外调的严峻气氛，陪在旁边的那位工作人员，对我们的谈话似乎不感兴趣，便起身，落座，不时地楼上楼下走动。谈得开心时，我见巴金十分得意地跷起二郎腿，搁在左腿上的右腿脚尖，还习惯性地抖动起来。工作人员很不高兴地呵斥道：“把脚放下去！”

巴金乖乖地收敛了笑容，正襟危坐地跟我谈起了我的恩师，他准确地刻画了蒋牧良。

“蒋牧良的话，只有一两句我记得清楚，他抗战前有一次在杂志社请客时告诉我，蛇肉是最好吃的，吃过蛇肉，什么菜都没有味道了。根据我过去的印象，他是个倔强、老实、感觉不太灵敏的人。”

至于时任文联副主席的蒋燕，原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和对外文协工作，后来调到湖南。巴金说：“有时文协要我参加外事活动，蒋燕也给我打过电话，见面她很客气，谈话也很亲切，因此，我对她也有好感……”

我和巴金交谈了三个多小时，既不像“外调”又不是采访，临别时，我提出请巴金把今天的谈话写成文字，他满口答应：“好的！”

“外调”巴金后，我顺道回南通老家住了几天，回到长沙春华路四号文联大院，便收到上海作协用挂号寄来的浅黄色信件。这是巴金写于1967年10月20日的七页材料，大约三千多字，在横格材料纸上，娟秀的钢笔字，似乎一气呵成，没有涂改。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既没有在开头写上毛主席的语录，末尾也不见一个“万岁”的口号，质朴得如巴金其人。

部分巴金手稿

那次长谈，因系“外调”，工作人员没有把介绍信给巴金看，巴金自然不知我姓甚名谁；在他们的监视下，我想跟这位崇敬如神的文学巨匠握个手，道声谢，都不可能。

然而，巴金先生在自身难保的逆境中，不在老朋友脸上抹黑，实事求是，说真话，讲实情，其高风亮节让我永世难忘！

时隔56年，巴金的七页手稿一直在我身边，也许若干年后，我的子孙也会把手稿原件捐献给巴金的《佚文集》呢！

我与周立波最后一面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在北京开会，听说周立波病了，而且是绝症，我便抽空去301医院南小楼去看望他。

我告诉他，《文学评论》刚在华侨饭店召开会议，为一些作家作品平反的事。“你的《山乡巨变》也是其中之一。”

1973年10月16日，周立波结束监禁生活后的第一个周日，全家同游烈士公园

周立波未戴眼镜，他穿件棉衣，在屋里慢慢地走着，本来很平静，一听说《山乡巨变》平反了，立刻激动地问我：“湖南给我平反了吗？”他很关心湖南文艺界的情况，有很多话对我说。

探望的时间早已过去，我真不忍离去，临别时，他痛苦地说：“‘文化大革命’耽搁我两部长篇小说，今后我不能多写了。”

听到这儿，我难过得要流泪，还有什么比一位作家不能写作更痛苦呢？

周立波的病情，使我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泪花终于不听使唤地糊满双目，而周立波却坦然地善良地微笑道：“明年春上，我们一起开会啊，一起开会！”

他和夫人林蓝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轻轻地挥动着那双写出巨著《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瘦削的大手，这双为文学画廊创造了许多难忘形象的巨手！

多少年过去了，巴金的七页手稿写于1967年10月20日，再过几天就满56年了。

巴金仙逝于2005年10月17日，今年10月17日是他逝世十八年忌日，巴金是位百岁老人。而我的恩师周立波（1908年8月9日—1979年9月25日）一生多舛，只活了71岁，天不永其年。（本文图片由周立波儿媳徐玉豪提供）

（金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