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红：“米粉”的烟火气

一碗滚烫浓香的米粉下肚，就是对“红尘烟火”最好的诠释。

读小学时，学校门前，有一排儿土砖为墙、石棉瓦做顶的小门面。有一家叫作“一线天”的铺子，专门做早餐生意。他家出了名的，有馅儿极香甜的豆沙馅儿包子，有煎得极其焦脆的煎饺，印象中，似乎还有炸得圆滚滚、黄澄澄，撒满了芝麻粒的麻团。

但是他家最受人欢迎的，还是米粉。

长长的，细细的，圆圆的，绵韧且带着一股子米香的米粉，从硕大的水桶中抓一把出来，放进竹编的漏勺里，在滚汤中上下几下，就倾入圆溜溜的缺了口的粗瓷大碗中。

碗里已经盛上了一小勺猪油，一点点酱油，一小撮儿胡椒粉，加上三五粒的葱花，一大勺滚烫的大骨头汤倾入，顿时满屋子都是奇异的浓香。混入米粉后，伴随着老板娘的呼喊声，在那还没有电子支付的年节，一只只大手、小手，抓着各色钞票，就递到了老板娘的面前。

若是记忆没有出错的话，一碗肉末粉，大概是一元钱。木耳肉丝粉，要稍稍贵一些，大概是一块五毛的样子。若是稍稍豪气一些，再加上一个五毛钱，在那装满了浓香扑鼻的各色浇头的大瓦罐中，炖得浑身皱巴巴的虎皮蛋，就是年少时最奢华的早餐美食。

昏暗的门店，挂着大概只有十五瓦的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中，四五张满是油腻的小方桌旁，坐满了早起上学的娃娃。一个个抱着大碗“稀里哗啦”，那一碗滚烫浓香的米粉下肚，就足以支撑起一个孩子飞天遁地、调皮捣蛋的一个上午。

记忆有点模糊了，那时候，也是颇为简单、单纯，从未有什么“红尘烟火”之类的思绪。

如今回想起来，那蒸笼里，那汤锅中，那一个个装满浇头的大瓦罐里，热腾腾的白色蒸汽混着难以形容的扑鼻浓香蒸腾起来，顺着简陋的石棉瓦屋顶冉冉地向四周扩散开，又顺着墙壁缓缓下降，和一个个娃儿面前的大碗中扑腾起来的香气、水汽混成了一体。

人影在那蒸汽、香气中，就变得模糊了。

这大抵，就是对“红尘烟火”最好的诠释。

那时节，对于这极其平淡、极其平常的日常场景，并无多少感触。只觉得，不过是一顿普普通通的早餐而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晃晃荡荡十几年，每天早上的一碗米粉，已然融入了生活，因为太熟悉了，所以真正就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了。

直到大学，离开家乡，去了远方的大城市。突然就发现，远方的城市再繁荣，也找不到那一碗牵肠挂肚的细米粉。无论本土的同学如何吹嘘他们的早餐面条是多么的美味，稍稍尝试，只能敬谢，却是没有那个肠胃去接受。

于是每年寒暑假，一回到家，用家人的说法——就像是逃荒的饥民，每天早上总要加粉、加盖码地胡吃海塞一通，如此起码半个月，才能稍稍缓解腹中馋虫。

又如此，到了大学后，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到了上海。

那时候，人生地不熟的，什么外卖啊、餐饮啊，都没有现今那般发达。有很长一段时间，和同样写作的朋友租住在一起，两人每天的早中晚三餐，都是在租住的小屋子楼下，临街的铺面里，一家小小的快餐店内解决。

时间久了，就饿得饥荒了，每每写作之余，和同住的作者小伙伴嘀咕，啥时候溜达回家，要各色米粉都来一份。什么红烧牛肉，什么香菇炖鸡，什么小炒肉，什么炒肥肠，林林总总总有十几种浇头可以选择的。

每每提起，就涎水直流。

两年前，家乡终于通了高铁，于是乎，回家就骤然变得方便了，几乎是拔脚就走，早上出发，晚上就已经能够在那些开了数十年的老店铺里，美美地嗍上一大碗汤浓味美的米粉。

让我惊诧的是，过去了三十多年，老家的一碗木耳肉丝粉，居然只要七块钱，相比当年，似乎也没增长多少。而那米粉的滋味，却是一脉相承，熬得喷香的浇头，真正用大骨头鲜炖的浓汤，还有你去了一两次后，就能熟悉地招呼你姓名的老板娘。

每次老婆在那米粉店，吃完一海碗加盖码浇头、加蛋的米粉，嗍得精光之余，极其“痛苦”地揉着肚皮嚷嚷回上海了就要减肥。对于她这等吃完后才有的觉悟，我只是“嘿嘿”，然后，再“嘿嘿”两声。

红尘烟火气，大抵不过如此吧。（血红）